人类文化创造与记忆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题，作家、艺术家在自己的创作谈中一直反复提及记忆的重要性。但直至20世纪前半期，记忆研究的主要领地一直是心理学，只是在最近几十年中，它才获得了人文科学、社会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广泛青睐，在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学批评、文化研究领域开花结果。就本文关注的文学艺术研究和文化研究而言，记忆、集体记忆、创伤记忆、文化记忆等，也已经成为频繁使用的关键词。马里翁·吉姆尼克等人在其主编的《文学与记忆——理论范式、文类、功能》一书的“导论”中写道：“在当下的文学研究范式中，记忆(memory)和回忆(remembering)是核心范式之一。近年来，集体记忆理论已经对文学研究造成了重大冲击。”①在国内文学艺术批评与文化研究界，与记忆相关的研究成果近年来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特别是在反“右”文学研究、“知青”文学研究、“文革”小说研究等方面②。以“文学与记忆”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与研讨已经出现③。这使得我们可以考虑建构一种我所称的“文艺与记忆”研究范式。 “文艺与记忆”这个命题参照了雷蒙·威廉斯著名的“文化与社会”范式④，它既是一个理解—认识路径，也是一个阐释—论述范畴。与“文化与社会”范式一样，“文艺与记忆”范式并不只是表示文学艺术与记忆两个要素的简单相加，更意谓一种相互理解和阐释的视野之确立：从文学艺术的眼光看待和研究记忆，比如：记忆是如何通过文学艺术形式被叙述的？这个叙述框架在多大程度上是集体的，多大程度上是个人的？多大程度上保持了艺术—审美的自主性，多大程度上受制于政治—权力？同时，从记忆的角度看待和研究文艺，我们可以问：文艺如何承载和转化记忆？文学艺术史在什么意义上说是记忆的历史？什么是关于文艺的记忆和关于记忆的文艺？ 下面我想通过梳理三个关键词的方式粗浅勾勒“文艺与记忆”研究范式中的几个可能的路径或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集体记忆 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关系问题从来都是记忆研究的一个充满争议的焦点问题。相应地，在“文艺和记忆”的研究范式中，首先要处理的就是个人记忆(以及相关的文学记忆、诗性记忆等)与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的关系问题：被认为是个人化的文学写作，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所谓“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的牵引或宰制？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是基于二元对立的臣服或抵抗关系？还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建构、相互对话、协商乃至同谋关系？ 集体记忆理论的创始人是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其记忆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去心理学化、去生理学化以及相当程度上的去个体化，其代表作《论集体记忆》所论述的核心问题就是记忆的集体性和社会性，强调记忆是社会文化的建构。他认为探究记忆是否存储在大脑的某个神秘角落没有意义，重要的是一个人生活其中的群体、社会以及时代文化环境，能否鼓励他进行某种形式的回忆⑤。他指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特定的个体记忆能否被唤起、以什么方式被唤起和讲述出来，都取决于这个框架。这个框架使得某些回忆成为“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某些则被作为“不能进行回忆的回忆”或“不正确的回忆”而打入冷宫。 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在西方国家，也包括我国的社会学、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可以说占据了支配地位。但也有不少人对其所谓“社会决定论”提出批评。这种批评既有来自社会学领域的，更有来自文学研究领域的。 在社会学领域，刘亚秋的《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对社会记忆研究的一个反思》全方位反思了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⑥。比如哈布瓦赫曾对梦境与记忆进行比较，指出记忆不同于梦境，前者需要社会的基础，是完整连贯的，而梦境建立在自身的基础上，它是非社会化的、破碎的、零散的，“睡梦中绵延不绝的一系列意象，就像一堆未经细琢的材料垒放在一起，层层叠叠，只是出于偶然，才达到一种均衡状态，而一组记忆就像是一座大厦的墙壁，这座大厦被整体框架支撑着，并受到相邻大厦的支持和巩固。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此。梦建立在自身基础之上，而我们的记忆依靠的是我们的同伴，是社会记忆的宏大依靠”⑦。 但刘亚秋指出：“按照幻想组织起来的镜像不仅仅在梦境中才会出现，记忆的想象性空间也存有这样的东西，可惜哈布瓦赫过于重视集体记忆了，以致疏忽了个体记忆的主体性及其对集体记忆的反叛性。”⑧如果结合文学创作中很多无意识记忆的例子(比如普鲁斯特的名著《追忆似水年华》中关于玛德莱娜点心如何引发主人公的无意识记忆的那段描写)，我们更会觉得哈布瓦赫的理论和文学似乎有点隔。如果说梦境是按照幻想组织的，零散的，那么，记忆，至少是一部分无意识记忆，难道不也是这样吗？在意识流小说中，记忆就并不那么连贯、前后呼应，条理分明，如果它也像逻辑思维那么严密，那就不是记忆而是推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