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无论人们对90年代以来的文化进程持有何种看法，但在经过了近八年的历程之后，已没有人对90年代与80年代文化的巨大差异持否定的态度。“后新时期”（注：有关“后新时期”概念的详尽阐释可参阅谢冕、张颐武著《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学／文化研究的概念，业已在它出现近六年之后凸现了其不可忽视的概括力和表达力。理解和分析90年代文化的特殊的表征，以对其发展的脉络作出理论性的分析业已成为当代文学／文化研究的一项极具挑战性的课题。在今天，“冷战后”的新世界格局于模糊迷离中日渐成形。东亚所发生的以金融危机为先导的经济／社会危机正喻示着这一新格局的若干重要的表征。而中国本身在亚太及全球政治／经济／文化进程中的关键性作用已极为明显。在这一时刻，重新切入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变革的复杂进程，不仅仅局限于事件的当事人或参与者的立场或知识背景，而是重新超越那些具体的论战、分歧和讨论，从当下的新历史情势中去寻找论争的焦点与盲点，已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这里所需要的不是表态式地表明自身的立场，或以一种疏离式的高高在上的态度声称一切早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在这里，描述和概括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一项绝对公正而客观的工作。它无疑牵涉到每个人在当下全球化与市场化转型之中所处的位置及每个人的知识和话语背景。介入和参与并不意味着自然地丧失了进行分析和概括的权利，而置身事外也不是天然地成为旁观者。当下所出现的一切正需要与参与同时的反思，与介入同时的追问。事实上，在这个有关自己所处时代的思索中，没有谁能充当一个绝对的、高高在上的裁判，也没有谁能够脱离当下的语境。于是，超越文化论争的尝试似乎仅仅构成了另一次参与，而参与本身又是新的阐述的可能性的展示。如何认识90年代以来的文学和文化不仅是认知我们自身的努力，也是“阐释中国”的无限可能性的展示。这篇文章仅仅是一个有幸参与了90年代的种种文化激变的个人的见证。这里有认知的困惑，有面对挑战的迷茫，也有在经历了不间断的努力之后的一丝欣幸和喜悦。一切都说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必须超越种种迷雾般的混乱，在对混乱的反思之中提供不同于那种简单化的粗浅评判的认真而严肃的思考。 对于90年代的文化的概括本身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单纯的知识的积累，它必然会透露出它背后的话语及权力运作的踪迹。我们不仅需要分析这种概括归纳或分析了“什么”，也要，而且更重要的是关注是“谁”在概括或“如何”概括这些现象。因此，我们在分析种种文化现象的同时，也应对这种现象的概括加以关切。这里既需要一种话语的分析，也需要一种“元”话语的分析。只有在这样的分析中，众多的概括和阐释的意义才可能凸现出来，而理论本身才会真切地对于当下作出适切的反应。本文试图通过一些简略仓促的分析，捕捉90年代文化思考的一些关键的“点”，由此引发新的思考，也可以对一些试图由某种特定的话语立场对90年代文化的概括作一回应。我的分析和探索是初步的，但它毕竟是试图绘出一幅思想与精神的粗略草图的尝试。 二 90年代以来有关文化的激烈论战，一直是中国及海外关切中国问题的知识分子表达自身对于文化的思索的场域。在这里交织着不同的欲望、想象与焦虑，对这些论争的脉络进行一些清理，正可以透视90年代文化思潮的发展。 90年代文化论战都发生于1992年之后，乃是新的社会和文化形态日趋成形之后的现象。此后，一系列的文化论争烈度渐强，不断构成文化“热点”。而在90年代初显然有一个与80年代的“间歇”时期，在这个时期中，80年代的旧的“问题”已退居后景，新的“问题”还处于萌芽状态。除了若干较为敏感的论者一直关注文化的进程，由一些重要现象的分析，如对《渴望》，张艺谋、陈凯歌电影，王朔的小说的读解中提出了“后现代”与“后殖民”的理论阐释之外，其他有代表性的理论并未能得到充分的展现。此外，个别论者以民族主义的立场对90年代全球格局及中国位置进行的思考也是90年代初较为独特和新颖的理论。这些理论都在90年代中叶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成了文化论争无法回避的“问题”。不少论争就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的。但在90年代初，这些理论话题仍仅仅局限在个别领域之中。 1992年之后，90年代文化的基本特征已日渐清晰。在这里，中国新的经济成长及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都以巨大的速度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中国经历了独特的发展之后，又与许多人的预言相反，进入了一个以极大的“速度”发生变化的时期。这种变化仿佛是静悄悄地完成的。在人们仍然困惑于旧的“问题”之时，新的“问题”突然凸显出其涵义。在这里，“问题”本身不得不迅速转移，“问题”间的替换仿佛在一个瞬间之内已告完成，理论的视界也不得不转向新的方向。如何认知当下的中国？如何理解90年代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异常深刻而又复杂的变化？如何在一系列难以厘清的新的问题面前作出回应？这些问题都开始严重地困扰中国知识分子及海外关切中国问题的知识分子。在这里，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进程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突破了“新时期”话语的既定界限，因此也就具有了若干新的特征和新的文化形态。如何“阐释中国”又成了一个新的尖锐的挑战。 在这里，出现了严重的“阐释中国”的焦虑（注：“阐释中国”的焦虑是我提出的一个用以描述90年代以来有关批评理论在中国大陆发展的概念。可参阅《“阐释中国”的焦虑》，《二十一世纪》1995年4月号。），这种焦虑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文化与社会进程的迅速变化。中国经济市场化及全球化所导致的社会结构的重组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这种重组是市民社会产生，以往自上而下的“纵”的秩序被一种多元多向的“横”向的联系和“纵”“横”交织的复杂的运作所替代。市场所构成的新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想象日趋多元化，这些新的状态都要求某种新的历史叙述。80年代所产生的有关经济成长与文化变迁的整体性的“宏伟叙事”已无法说明当下的激变，而80年代构造的以“主体”为中心的“现代性”想象亦面临着理论阐释的困难。中国在90年代发生的变化不仅不是一种“整体”解决的一揽子方案的实践，反而是在不同领域和方向上有不同的“速度”和方法的复杂而微妙的过程。它往往以一种领域的高速成长和另一些领域的相对稳定作为一种特殊的发展策略。这些都对以“整体性”为前提的历史叙述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另一方面，中国的全球化进程已使中国在经济上日益加入全球市场体系。无论是跨国资本对中国各个领域的广泛投入，还是中国巨额的出口，抑或是信息化所带来的全球传播与因特网的发展，都使得80年代对于“西方”或“发达社会”的想象早已终结，一种具体而实在的“西方”早已纳入了中国的社会与文化之中。“西方”或世界不再仅仅是一种虚幻的表征，而早已具体化为中国语言／生存状态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