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个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 这是一个形而上学曾被视为是“人类理性的整个文化的最后完成”（康德），而“美”则被认定能够“拯救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现代主义思潮的大面积涌起，终结了道德英雄们收复失地的梦想；后工业时代的全面到来使刚刚摆脱外在奴役的人们，情不自禁地纷纷沦为自身欲望的囚徒。随之而来，我们听到了一些有识之士发出的“诗人何为”这样的困惑，和罗丹们关于“今天的人们需要的不是艺术而是肉体享受”这样的抱怨。而“诗学”，一门曾经如日中天的显学，如今正举步维艰地步入黄昏。 显然，如果说一度备受关注的“诗人何为”的话题，如今终因诗人（艺术家）们通过“寓思于乐”的妥协而暂时得以缓解，那么像“诗学何为”这样的问题实在已经绕不过去。现代诗学的意义究竟何在？像美学和文艺学这样的研究如今是否还应该继续下去？历史已经到了必须作出某种回应的时候。诚然，痛定思痛的反思早已开始。平心而论，文人墨客们一度有过的巨大的失落感，在很大程度上来之于以往的自视过高。其实，即使是躬逢形而上学盛世并且一手开创了其新纪元的康德，早就清醒地提醒过我们：“哲学不是第一需要的事情，而是愉快的，消磨时间的事情。”（注：康德：《对美感和崇高感的观察》第103页，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无论那些人文大师们有多少理由坚持“哲学是每一个人的事业”，最终恐怕都不得不承认，没有谁应为他（她）对形而上学的轻视与拒绝而感到汗颜。更何况在理论家的方阵中，大量的只是些冒牌者。为此，老苏格拉底才特地关照他的学生克里同：“不要管那些哲学教师是好是坏，一心一意地去考虑哲学本身”（注：杜兰特：《哲学的故事》第6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 问题自然在于这些煞有介事的花拳绣腿，会彻底败坏人们对人文思辨活动的兴趣。所以，对形形色色的人文理论追问其究竟有何效用，这并不像通常所以为的那样不合情理。因为这种追问首先可以使我们明白，时至今日人们之所以无法再像以往那样，仅仅由于对艺术的喜爱而给予艺术哲学一视同仁的礼遇，确是因为意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艺术对于人类生活如此重要，而美学对于艺术却非常不重要。”（注：赵汀阳：《二十二个方案》第236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无须将当代中国没有文学大师的责任，推卸为缺乏杰出文学理论家的缘故。从莎士比亚到托尔斯泰，一位大师固然有时能成为另一位大师的师傅（比如马尔克斯在读了卡夫卡之后才明白“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但古往今来，从没有一位艺术才子是由于喝了哪个美学奶妈的乳汁才得以功成名就的。 但需要琢磨的是，作为艺术哲学的诗学与美学如何才能改变目前这种犹如弃妇的状况？毫无疑问，诗学应能帮助我们走进艺术的天地，去叩响诗性世界的大门。显然，诗学与美学在今天的声名狼藉，正在于它不是让我们接近而是相反越来越远离这个世界。面对用各种概念的脚手架构造起来的大小体系和高头讲章，艺术早已面目全非，“诗”和“美”更是不知去向。在这里，手段和方法的不适是显而易见的，其弊端根源于黑格尔式的“构建理性主义”，表现出了明显的科学主义的阴影。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我们及时地加以更新换代，以各种新“学”来代替旧“说”，就能够挽艺术哲学于颓势。关键在于必须搞清楚针对性，手段和方法合适与否取决于用它来解决什么问题。艺术哲学当然必须涉及艺术，是关于艺术活动的谈论。但究竟什么是“艺术活动”？诚然，在其中艺术的“作品”无疑占据着一个中心位置。但它却包含着两个层面，即作为一种生产过程的“工艺”，和作为一种存在现象的“文化”。事实表明，对于前者，诗学只能保持沉默。因为艺术推崇的是“无法之法”，最忌墨守成规。每一个艺术家都有权声称，自己是在取消过去的同时开辟未来，因为一部作品的价值在于创造而不是重复。所以，康德坚持将美学从科学与“学说”的阵营里清理出来，强调它“仅仅只是一种经验的原理”（注：康德：《逻辑学讲义》第5页，商务印书馆 1991年版。）。因为美学所面对的人类诗性文化并不受必然律的支配，而是充满了自由的冲动。而这又是由于“人的心情是不服从任何规则的”（注：康德：《对美感和崇高感的观察》第 103 页，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缘故。艺术的世界永远是个性与“特殊”的天地，就像科学舞台的哈姆莱特非“一般规律”莫属。这是从科学的胎盘中分娩出来的“构建理性主义”不适合于美学的根本原因，因为这种方法所依赖的逻辑运作法则既“不允许从任何一种经验借来它的原理”（注：康德：《逻辑学讲义》第3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也并不针对具体的经验现象，而是瞄准着作为一种观念存在的一般规律。 这样看来，美学家们大可不必为自己无力替艺术家的创作指点江山而自惭形秽，因为艺术哲学从来都不是艺术工艺学。诗学之“用”不在于充当诗人灵感的看守者和艺术生产的清道夫，任何这种努力都只能是徒劳。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诗人（艺术家）都是无师自通者，必须像许多经典作家所指出的那样，在自己的身上找到自己，否则他就永远无法在艺术世界里获得自立门户的资格。面对前人与同辈所开创的条条大道，他仍然必须独立特行另辟蹊径地去自谋生路。就像汪曾祺虽然毕生以沈从文为师，但在创作上并没有亦步亦趋地扮演“沈字号”二掌柜的角色；而是以一种具有一些甜意的“恬美”风格，同沈从文的蕴含伤感的“郁美”之味相映成趣。所以，面对“诗”之“思”所真正关心的，只能是诗的实际“存在”或作为一种存在的“诗”。在这里，不是艺术文本生产制作而是其文化内涵，才是其把握对象。因为如同本身便是一件艺术品的花瓶，其意义并非在于能够插入一把鲜花；艺术之为艺术的根本特点在于它已不只是“物”，而成了我们生命活动的一种显示，其中不仅有我们的喜怒哀乐，还有我们的追求和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