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丘（公元前551—前479），字仲尼，是先秦儒家学派的开创者。其门人记录下来的《论语》直接开启了以语录体来教育学生，从事思想阐释与建树的先河。 孔子的思想学说，重视对话与探讨，形成了独特的精神风采。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善于对话与讨论，这种文化传统受到孔子人格与思想的影响，比如中国古代一直盛行的诗话与词话等形态便是这种传统的彰显。因此，从对话的精神风采去讨论孔子与中国古代文艺批评，是重要的门径之一。本文拟对这一问题加以讨论。 一、《论语》中所见孔门之对话 孔子倡导“和而不同”，重视对话，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氛围中营造出来的。先秦时代（指秦统一六国前的春秋战国年代，公元前770—前221年）是中国思想文化转折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奠定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基础，也是现代西方哲学家所说的“轴心时期”。这个重要时期的思想文化有着特殊的表现形态，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热烈情状，一直为后人所瞩目。 先秦诸子的思想对话是中国古代思想对话的滥觞，也是文艺批评的母体。先秦时代百家争鸣的形成，直接促成了思想对话的繁盛。从现代对话精神来说，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得以生成的良好发端，争鸣与对话向着“和而不同”、融会百家的方向发展，为中国后来的思想与学术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礼记·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这段话指明了中国古代自先秦开始的思想对话的价值观念与思想方法。争鸣是对话的表现形态，对话则深化了争鸣，光有争鸣而无对话，则可能走向对抗乃至于斗争与毁灭。对话与争鸣相比，更能彰显出其中的人文蕴涵与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特点。庄子曾从道家的角度论述了先秦时代思想文化裂变的情形：“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篇》） 庄子谈到道术由于当时的动乱与圣贤不明导致分崩离析，人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不见了道术的真谛，显得有些悲观。其实，这种道术由统一走向分裂，再由分裂走向融汇，乃是历史之必然。东汉的班固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汉书·艺文志》） 班固的说法虽然有张扬儒学的意思在内，但他也看到了先秦诸子思想对话与争鸣发展的路径，是由各执一端走向百川归海。证之以先秦两汉以来的思想发展轨迹，从经典形态的演绎，比如由诸子的《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发展到号称杂家的《吕氏春秋》、《淮南子》，可知此言不虚，而这种发展与演进的基本条件是对话。 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与时代的剧烈变动，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便是商周以来的神学消退，理性精神突显，出现“礼崩乐坏”的情况，同时也给文化的新陈代谢提供了机遇。先秦诸子原为周室王官，其学术与思想受职官所限，未能获得独立的品格。周室崩坏，时代动荡，学术下移，教育平民化，促使他们来到民间，思想空间得到释放，自由地发表对于社会人生的意见。先秦诸子的思想对话与文论批评，正是依托这一平台而形成的。 先秦诸子对话与文论集中在对于周代礼乐文化的看法上面。礼乐文明是整个中华民族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血脉，它建构在人性与人生问题的基石之上。具体说来，先秦时的各家各派都专注于人性何为、人生何为的问题，由此而生发出礼乐文明对于人性与人生的价值与作用的讨论。在这一点上，儒家的孟子与道家的庄子可谓针锋相对。即使在儒家内部，孟子与荀子也有颇大的分歧与争议。当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人生问题都被汇集到这一范畴中来。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先秦诸子纷纷发表看法。儒家孔孟力主在传承中对于礼乐文明重新解释；而道家老庄则主张回到人类的原初状态，废弃礼乐器具；法家从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提出用法术势代替传统的礼乐；墨家从节用的角度提议废除礼乐。当时的文论属于所谓杂文学的范畴。由于中国古代的文学问题一直与社会人生与政治文化相关联，文学理论的核心观念是社会人生，人性学说乃是这一问题的底蕴。儒道两家的对话与争鸣，促进了两家思想的融合与互补，为秦汉时代的思想融合与发展作了铺垫，是中国文化和而不同风采的体现，对于文论批评影响至大，孔子的对话与文艺批评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 孔门文艺批评主要见之于《论语》。《论语》是孔子弟子记录孔子与学生思想观念的一部语录体的儒家经典。班固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汉书·艺文志》）至于为什么采用《论语》这种载体，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在《论语集解义疏序》中解析道：“此书之体，适会多途，皆夫子平生应机作教，事无常凖，或与时君抗厉，或共弟子抑扬，或自显示物，或混迹齐凡，问同答异，言近意深，诗书互错，综典诰相纷纭，义既不定于一方，名故难求乎诸类，因题‘论语’两字以为此书之名也。”孔颖达在这里谈到，《论语》这部书是适应着孔子生平事迹与思想特点而编就的，孔子虽为圣人，但是生平为教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其思想的特点适于采用这种体裁。所谓“论难答述”，就是指的这种思想对话的特点。孔子与学生相处本来就很随和，他的思想理路也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实践理性特征，即在日常生活中注重开掘其内在理性与道德思想的火花，本身就具有感兴特点。林语堂说过：“孔子品格的动人处，就在于他的和蔼温逊，由他对弟子的语气腔调就可清清楚楚看得出。《论语》里记载的孔子对弟子的谈话，只可以看作一个风趣的教师与弟子之间的漫谈，其中偶尔点缀着几处隽永的警语。以这样的态度去读《论语》，孔子在最为漫不经心时说出一言半语，那才是妙不可言呢。”[1](P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