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971(2019)02-0069-06 女性主义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女权主义运动的基础上，随着六七十年代欧美勃发的第二次女权运动兴起的，至今方兴未艾，已经深入到文学艺术研究领域，成为当代批评不可或缺的资源。作为后起的批评理论，女性主义融合了众多理论流派，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精神分析等都成为其吸收和改造的基本资源。但就其基本倾向而言，精神分析对女性主义或明或暗的影响更为明显。不管是批评还是赞同，精神分析是女性主义的一个对话者和参照系。“精神分析关于性特质和主体的研究，对女性主义在理论上的探讨具有巨大影响，其中弗洛伊德和拉康的影响尤大。从对弗洛伊德的反驳，到对弗洛伊德的重新认识与修正，再到与拉康的对话和运用，女性主义理论家在这个领域的成果是相当引人注目的。”[1]可见，如果没有精神分析理论的理论贡献，女性主义批评提出的许多问题就成为无源之水。 一、从否定走向融合 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本来没有碰撞。“在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在六十年代后期开始兴起的时候，女权主义者们本来和弗洛伊德之间是井水不犯河水的。”[2]其后，各流派的女性主义者们才意识到弗洛伊德的反女性主义立场，旗帜鲜明地将弗洛伊德作为批判的目标。女性主义对精神分析的批判指向生殖器崇拜阶段的阳具崇拜、阳具中心主义等核心概念。生殖器崇拜阶段是弗洛伊德提出的幼儿心理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俄狄浦斯情结产生于此阶段。由于父亲的阉割威胁，男孩压抑住对父亲的仇恨，逐渐将父亲的权威内化，最后形成超我。而女孩没有阴茎，某种意义上已经阉割成功，形成男性生殖器崇拜心理。女性主义者认为，这不过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女性根本就不存在阳具崇拜，反而是男性有女性生殖力崇拜，精神分析预设的阳具崇拜不过是男性补充心理的产物。对此，波伏娃在《第二性》早已作出批评：“弗洛伊德对女性的命运从来没有表示过特别的热心。显然，他只是把对男人命运的描述稍加修改，就变成对女人的描述。”[3]弗洛伊德眼中的女性不过是身体不健全的男性，没有独立性。女性艳羡的并非是男性的生殖器，而是对其象征的男性权利。 尽管弗洛伊德被当做反女权者加以批判，然而“精神分析学描述了将两性分化和变形的机制，描述了双性恋的和非男非女的婴儿是怎样被造就成男孩和女孩的。就这些方面来看，精神分析学可说是一个有缺陷而有未完成的女权主义理论。”[4]弗洛伊德借助一种隐喻、悖论来解决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的两难问题，为后来女性主义理论的展开提供了一种范式。尤其经过拉康的转换，精神分析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精神分析的女性主义理论中得到了批判性的运用，出现了融合的趋势。1974年，女性主义理论家米切尔出版的《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标志着女性主义对精神分析态度的转折。“试图把弗洛伊德从女性主义者的谴责中解救出来。根据拉康对弗洛伊德的解释，米切尔认为，弗洛伊德只阐述了性别和性行为在父权制社会是如何社会地形成的，因此，他并没有主张生物上的不可避免性，而仅为社会心理学分析提供了一个框架。”[5]借助于拉康的解释，米切尔认识到，弗洛伊德为性别的社会建构提供了一个心理学的解释框架。阳具崇拜不过是父权社会的男性象征地位以及父亲在象征秩序内的位置的心理学解释。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深藏在女性的精神内部，只有通过文化心理革命才能彻底解放女性。与之类似，戈尔·卢宾也反对很把弗洛伊德当作一个生物决定论者。她在《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中，提出了性/性别系统”的概念，创建“双体制理论”。她认为，精神分析理论剥离了性别的社会建构，政治的、经济的、教育的等社会因素都被忽视，只剩下性和社会性别。而丁内斯坦则直接将分析聚焦于“前俄狄浦斯情结”阶段，重点描述了幼儿与母亲关系密切的共生状态，以此来阐释男权社会为了创造和维持男性统治的方式，才建构起性与社会性别的。 弗洛伊德之后的拉康理论对女性主义影响更为深入，西苏、克里斯蒂娃等人的女性主义理论明显具有拉康理论的特点。拉康提出了“女性并不存在的”观点。他用“阿布列方程”构成了“性身份定位格式图”来论证了这个命题。这个观点有四个基本命题组成：首先是“全称肯定判断”所有男性都有阳具；其次是“全称否定判断”任何一个女人都没有阳具；这两个命题都是对男女两性身份的界定，二者构成一种互补关系。但是，在差异性中，互补性却不存在。第三是“特殊否定判断”，即所有男人都被阉割，只有象征性父亲例外。至少一个男人能承受绝对欲望的高潮，其他男人都达不到高潮。第四，“双重否定的特殊判断”，没有一个男人可以排除在阳具之外。从这四个命题中，拉康论证出，在男性和女性身份之间存在非极端对称性。具有女性气质的女性不存在的。男女两性不存在互补关系，也就不存在性关系。女性也不受男性文化的影响，女性本来就是自由的。在无意识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中，女性并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拉康从理论上解放了女性。 女性主义最为关注的是拉康理论中菲勒斯、象征秩序、想象秩序等概念。菲勒斯已经摆脱了阳具的生物学意义，成为父亲的隐喻，代表着父亲法则。当然，菲勒斯也是一种幻象，代表了人类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的困境。女性主义理论家强调男女两性的差异，她们批判了菲勒斯罗格斯中心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菲勒斯为主导的语言环境中，男性意识是核心，没有形成女性的书写意识。她们倡导女性书写，颠覆菲勒斯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男权话语结构，获得女性平等权利。西苏和伊利格瑞就是女性书写的实践者，凸显出女性身体和母性身体。当然她们的这种实践也遭到了“生物本质主义”的指责。在早期的《诗学语言的革命》中，克里斯蒂娃就把拉康的象征秩序和想象秩序修改为“象征态”和“符号态”，以此来解释男女两性的形成过程。符号态是前俄狄浦斯情结的母性空间，此时幼儿与母亲关系紧密，性别意识不明显，是横跨男女两性的。符号态过渡到象征态就需要男孩、女孩选择认同父亲或母亲，选择成为男性或女性。 在拉康理论的基础上，女性主义走出了自己的理论之路。对此，赖特指出：“他(拉康)对稳定的身份认同发起了激烈的攻击，但同时又不完全抛弃它。完全抛弃他就意味着从符号走向心理疾病，拉康始终返回到与符号的联系中去，返回主体力图保留真实的努力中去。分裂的主体并不能完全摆脱被阉割的命运，女性主义也许可以利用这种对肯定性特征的批评。但同时又不彻底解构性别特征的存在，从而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来。”[6]可以说，拉康理论为女性主义与精神分析的融合提供了坚强的基石。以此为基础，女性主义从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批评否定中走出来，获得了自身理论的进一步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