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3)01－046－050 文化遗产蕴含着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创造能力、地域特色。生物遗传的基础是生命质的基因，文化、社会、自然遗传的基因是遗产，正是这些遗产记载了人类社会变迁和自然发展变化的信息，遗产的保护，与动植物基因的保护一样极为重要，事关一个民族的传承和强盛，是连接民族情感的纽带，是民族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基础，是民族认同感提升的前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指物质性的、物态化的、凝固静态的文化遗存，是指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包括文化遗址、古墓葬、石窟寺、石刻、壁画、近现代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的文物，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可移动的文物，以及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的”、“非物质的”、“口头相承的”，有时甚至是无形的，如各个民族的民间文学、民俗文化、民族艺术等，是指以各种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代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及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如歌吁、庙会、传统节日庆典等)。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就显得尤为重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确定文化特性、激发创造力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因素，在不同文化相互宽容、协调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于1998年通过决议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评选。目前，我国的昆曲、古琴艺术、中国书法、新疆的木卡姆和与蒙古国联合申办的蒙古长调、《格萨尔》史诗、端午节、中国剪纸、京剧等34个项目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世界上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最多的国家。从2006年起，确定每年6月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文化遗产日”。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保护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远见，有助于提高人民群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全社会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2011年6月11日是我国第六个文化遗产日，活动主题为：“文化遗产与美好生活”。从2006年6月10日，我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提出的“保护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到今天的“文化遗产与美好生活”，我国文化保护已从“根”的唤醒提升为“美”的追求。 然而，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流失现象比较严重，一些传统技艺面临灭绝，后继乏人，资源流失状况严重，许多遗产处于自灭状态。同时，一些遗产虽然得到了政府、社会、学界的重视，但“重开发轻保护”现象严重，过分包装和无度无序地开发表面上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际上更是一种破坏。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曾大声疾呼：“在我们快速融入世界而文化重心发生倾斜的时候，如果没有‘唐装’与‘中国结’，我们从哪里去寻找心理重心？从这点上说明民间文化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性有多大。一个地方流失了自己的民间文化，便会失去历史的根脉与精神；因为真正的历史是最广大劳动人民创造的，民间文化最能体现一个民族根本的性格和情感。”[1]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中对于文化遗产的论述 细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关于文化遗产的论述并不是很多，但却表现出了鲜明的立场和观点。 (一)认同和保护文化遗产，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遗产的总的责任 恩格斯在《关于海牙代表大会》中说到工人总有一天要暴力夺取政权时，警慎地提醒说：“我们必须考虑到各个国家的制度、风俗和传统。”[2]18卷，179 马克思对民间诗的态度非常珍重，艾希霍夫的《斯拉夫人的语言文学史》表现了对民间诗的不敬态度，马克思对此表示憎恶，认为是一本糟糕透顶的书。对《伊戈尔远征记》则大加赞同，认为全诗具有英雄主义和基督教的性质。在1856年3月5日于伦敦与恩格斯的信中说到“我从民间诗(除了《阿德尔贝的祈祷》对圣母的之外，波兰人根本没有民间诗)里还找到：格策、卡佩尔的作品。”[2]29卷，23表现出对民间诗发现的喜悦，从用词上可看出对民间诗的珍惜态度。 恩格斯亲自把英国民歌《布雷的牧师》译成德文全文写出，认为它之所以在英国备受欢迎一直流传主要是因为其出色的调子，而且“对于我们德国的情况来说，这首歌也丝毫没有过时。”[2]19卷，344 恩格斯十分关心手工行业工人的生活状况，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其他劳动部门》[2]21卷，475中专门对“陶器工”、“缝纫工”、“花边工”、“剪绒工”等手工行业的生活状况、身体状况、收入状况、医疗状况等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和分析，给予关照。还设立了“纽沙特尔各行业的支部——细木工、套匣制造工和雕刻匠和花饰瓦工的支部。”[2]18卷，47为民间工艺的发展提供组织保障，这是至今都难得的。 列宁赞同手工艺品，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中说道：“首先使她们醉心的是各种色彩鲜艳的印花布、头巾、毛织花披巾之类的美丽什物……”[3]1卷，971918年9月19日，列宁颁布苏维埃政权《人民委员会关于禁止把有特殊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物品运出国外和向国外出售的法令》：“为制止有特殊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物品运出国外，以免使人民的文化珍宝受到损失，人民委员会决定：如果没有国民教育人民委员会彼得格勒、莫斯科博物馆管理和艺术品文物保护委员会的许可，或者该委员会授予全权的机构许可，禁止任何人从共和国内任何地方把艺术品和文物运出国外和向国外出售。外贸人民委员会只有经过国民教育人民委员长会的预先批准同意，方可发给文物和艺术品运出国境的许可证。……不执行本法令者，应严格根据革命法律追究责任，直至没收全部财产和处以法律。”(《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三卷，第352—35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