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7)09-0170-07 作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文论史上颇具影响力的理论形态，结构主义的兴起既是对存在主义以及现象学理论崇奉文学“意识”研究的一种反驳与拒斥，又是对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派注重文本形式分析的承继与拓展。某种意义而言，结构主义的加盟拓展了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学批评的新视域，构建了20世纪后期乃至当下中西文学批评中的强势思维与典范话语。与其他西方理论形态相比，结构主义因其自身广泛的话语指涉性以及在传承流变中同其他思想体系的理论联姻，使得这一理论思潮自始至终没有形成一个观点统一、组织严密的学术流派，而更多则是以一种研究方法、一种思维方式乃至一种体察文学以及文化文本的视角来出现，诚如罗兰·巴特在谈及结构主义时所言：“结构主义既不是一个学派，也不是一种运动，因此没有理由把它先验地——即便是采用或然判断的方式归纳为一种学术思想，最好的办法是在自省的言语活动层次之外的另一种层次上尽力寻求对其最宽泛的描述，对于结构的某种练习(而不仅仅是有关它的思想)反映了一种独特的经验。”[1](P.291)正是凭依一种思维性的存在，结构主义并没有随着作为一种热点思潮的冷却而逐渐退场，反而在自身理论思维的不断传承与强化中愈益坚实，渐而演化为当下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中的先验认知模式。随着图像主导的文化范式愈发普泛，图像对文学的挤压营造了“图文”发展的新张力，结构主义思维与现代图像的表征优势从内外两个维度侵蚀着文学肌体，在“图像霸权”的喧嚣中编织着文学发展的现实危机。因此，考察结构主义思维对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学批评的深度侵入机制，钩沉这一思维模式对文学发展的解构策略，在此基础上反观视觉时代图像表征的潜在优势，这对理性认知当下文学批评的发展路径进而合理分析现代社会的“图文”关系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作为思维方式的结构主义及其对文学批评的强势介入 尽管有学者将结构主义思潮的理论源头追溯到18世纪意大利的维柯甚至德国的康德，但索绪尔的共时性语言关系论作为这一文化思潮的现实起点无疑成为当下学界的共识。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基本立足点就在于语言应用背后所体现的系统性，他把语言从复杂的言语活动中分离出来，厘清了语言和言语活动的异质关系，“一开始就站在语言的阵地上，把它当作言语活动的其他一切表现的准则”[2](P.30)。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现象是一个在一定时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并且自成一体的功能符号系统，只有同一社会中共时性的语言才形成结构、实现系统化，语言中的词项元素可以形成组合与聚合两种关系，而意义的生成则取决于词项之间构建的纵横交错的关系系统。相对于具体的语言学观点，索绪尔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将一种关系性思维引入他的结构语言学研究体系，“索绪尔对语言学研究的革命性贡献，在于他否定那种关于主体的实体的观点，而赞成一种关系的观点”[3](P.10)。也正是这一关系性思维赋予了结构主义以相当程度的普适性，进而逐步介入文学批评及其他学科，成长为左右相关学科研究的潜在机制。 从语言学场域中孕化、滋生渐而在文学批评阵营中走向壮大，结构主义以其量身定制般的匹配性强势介入文学研究领域，而雅各布森与列维-斯特劳斯无疑是其间过渡的两个重要环节。作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的中坚，雅各布森不再拘泥于单纯的语言学研究，而更加注重引入文学材料来拓展语言学考察的新领域，以建构一种语言学诗学来填补结构语言学研究的空洞。雅各布森以“极性”这一概念来概括索绪尔的横组合与纵聚合关系，认为人类的语言活动的确存在着这两个基本向度，在纵聚合向度上，积聚着大量类似的、可替换的对等词，而人类日常的言语活动则是按照对等原则来不断“提取”词语，在横组合向度组成句段。雅各布森从言语的角度考察了语言的“诗性功能”，这是一种在言语活动中用以将他者注意力吸引到话语独特的语言模式、措辞方式以及句法上的言语功能。雅各布森认为，诗歌语言正是具备了这一“诗性功能”，使得自身成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形态，它消除了诗歌语言的外部指涉性，转而强调语言自身。雅各布森站在语言学的立场将结构主义的理论形态加以放大，尽管他以诗歌为立论依据，但其结构主义的理论框架仍属于语言学层面，即便是他后来提出的“文学性”这一范畴，亦即“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4](P.24)，其着眼点仍然是文学作品的语言层面，其结论与其说是“文学”的，不如说是“语言学”的。与雅各布森相比，列维-斯特劳斯跳出了单纯结构语言学研究的圈子，将结构主义与他的人类学与神话学研究结合起来，他声称自己的人类学研究就是要揭示“每一种制度与每一项习俗后面的无意识结构”[5](P.26)，他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音位学及其符号学理论应用于人类学与神话学考察，在他看来，“每一社会都是符号系统，语言、婚姻规则、艺术、科学和宗教的相互关系的集合体。因此，不独神话是一个由符号组成的逻辑系统，而且亲属关系和婚姻制度也可当作与语言相似的符号系统来处理”[5](P.204)。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研究颠覆了传统研究既定的历时性框架，不再拘泥于找寻神话对人类社会以及历史发展进程所体现的意义，而是将神话视为一种结构，从共时性视角去考察神话的内涵，透过神话本身所展现的纷繁复杂、离奇古怪的多样形态破译出其中所潜藏的深层结构以及文本意义。 如果说雅各布森与列维-斯特劳斯对结构主义的理论延展仍然拘泥于语言学的牢笼，至少跨越的场域还不够大，那么罗兰·巴特基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而建构的符号学理论乃至将结构主义引入文学批评无疑体现了某种质的跨越。在1964年出版的《符号学原理》一书中，巴特毫不掩饰他所创立的符号学是对索绪尔语言学的模仿，在巴特看来，符号学知识“是既胆怯又冒失的：说它胆怯，是因为符号学知识在目前只能是对语言学知识的翻版；说冒失，是因为这一知识至少在设想中，已经应用到那些非语言的对象上了”[6](P.5)。凭依对语言学的借用，巴特的符号学研究探寻着语言之外意指系统的建构方式，在巴特看来，意指是能指与所指相互结合的一个动态过程，其产物便是符号，所有的意指活动都隐含着能指(表达)与所指(内容)的结合。当然，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巴特是基于文学文本的分析来推导他的符号学理论的，换言之，他所提出的意指系统、意指活动分析都是建立在文学范式的基础上的。巴特甚至直接搬用语言学理论来比照文学的结构模式，在《叙事结构分析导言》一文中，巴特借用语言学的描述模式来定义文学的描述层：“文学作品与语言存在着相通之处，即语言中某一孤立元素本身缺乏意义，只有在与其他元素及整个语言系统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同样的道理，作品中某一层次也只有在与其他层次及整部作品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下才有意义”[7](P.409)。与语言学中“音素—词语—句子”相对应，巴特将文学的描述层概括为“功能层—行为层—叙述层”，通过这种模式，巴特提出文学作品是一个有着清晰结构的完整体系，而对文学文本的结构分析可以增强对作品意义生成规律的理性认知。如果说巴特的符号学是对索绪尔语言学理论某种程度的修正，不如说是结构主义思维在巴特的组织下更富合理性地介入文学研究领域，结构主义始终成为巴特挥之不去的理论情结，尽管他后期转向后结构主义思潮，但这只不过是结构主义思维的理论翻版，他与克里斯蒂娃对“互文性”理论的唱和某种程度上清晰地体现出结构主义思维在他思想中的根深蒂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