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末北京白话报刊的盛行 最早的白话报出现于19世纪后期。1876年，上海申报馆主人英商美查(Ernest Major ?-1908)鉴于“申报文字高深，非妇孺工人所能尽读”，便发行了一张通俗易懂的白话小报——《民报》，想以此扩大《申报》的销路。戊戌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开始认识到白话报对开通民智、宣传西政、西学的作用，他们认为国家要富强，必须“开民智”，“谋国大计，要当尽天下之民而智之”，而开通民智的手段，“必自广兴学校始，不得已而求其次，必自阅报始”。由于社会中人十之八九识字不多，因此，必须创办使“商者农者工者及童塾子弟”都可以看得懂的报纸，即白话报。1897年，《演义白话报》和《蒙学报》创刊于上海，1898年，裘廷梁(1857-1943)在江苏无锡创办了《无锡白话报》。 20世纪初，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有识之士更加认识到“开民智”的重要，他们认为一个国家国民文明程度的高低关系着国家的生死存亡，而近代以来的一个个救国方案往往只重视外在器物和制度的变革而忽视对国人内在心灵的改造，因此，他们主张通过各种文化手段改造国人的素质，培养能够建设新国家的“新民”。针对下层民众智识浅陋的特点，有识之士创立阅报社、演说会，发起戏曲改良运动，推广识字运动，其中创办白话报成就最为显著。据统计，1901-1911年间，我国新创白话报110种，其中68.18%分布于1904-1908年间。 清末，北京也兴起创办白话报的热潮，“在逊清末年，亦即光绪三十年(1904)至宣统三年(1911)之间，北京有许多采用白话文的报纸。换句话说，就是在那个时期，北京盛行过白话报”。北京最早的白话报是创办于1901年的《京话报》。1902年，彭翼仲在北京创办《启蒙画报》，《启蒙画报》以“开通蒙稚”为宗旨，图文对照，向儿童传播新知，内容包括伦理、舆地、算数、格致、时闻、各国新闻、海国轶事等，由于形式新颖而风行一时。1904年，彭翼仲创办《京话日报》。《京话日报》以“开发民智”为宗旨，在当时影响极大，成为北京历史上第一个发行逾万份的报纸。有文描写当时盛况，“凡言维新爱国者莫不响应传播，而都下商家百姓于《京话日报》则尤人手一纸，家有其书，虽妇孺无不知有彭先生”。这时期还有其它一些白话报，如《北京女报》(1905)、《公益报》(1905)、《正宗爱国报》(1905)、《进化报》(1905)等。这些白话报将读者群定位于社会一般民众，内容上虽然也对社会重大事件进行论述、报道，但主要是关注“凡夫走卒”的生活状态，报道、论述与其密切相关的事。白话报在形式上以话代文，基本是口语化表述，文字浅显易懂，而且往往夹杂着北京方言、土语，一般大众只要稍通文字就可阅读。白话报的上述特性，使其盛极一时，成为世纪之初有识之士开启民智、进行文化启蒙的重要手段。 二、“开民智”的具体化——“开女智” 《北京女报》创刊于1905年8月20日，它是我国第一份妇女日报，也是北京历史上最早的妇女报刊。《北京女报》诞生于京华创办白话报的热潮中，它的宗旨、内容与形式都可称是当时京华报界利用白话报进行文化启蒙的代表。《北京女报》以开女智为宗旨，通过对妇女劣很性的批判，对妇女生活中新气象的介绍，希望女性能够逐渐摆脱愚昧，走向文明。 《北京女报》的宗旨是开女智，因此对女界蒙昧不开的现象特别关注。报纸中有大量有关女子寻死的报道，仅看题目，如“新媳妇上吊”、“旗妇投河”、“新妇服毒”、“妇人跳井”等，就令人触目惊心、不忍卒读。究其原因，编者认为全在于女子不能自立。中国女子普遍无才无学，因此，生活不能自立，人格不能独立，一切倚赖于人，一旦无所依傍，就只有寻死一途。同时，由于封建夫权的绝对统治地位，女子往往受尽压制，也只能强颜顺受，当苦难再也无法忍受的时候，除去反抗，就只有一条路：寻死。《北京女报》报道最多的是野蛮粗俗的妇女，即所谓“没教化”的妇女，编者认为造成妇女这种生存状况的原因是由于“少调失教，女智未开”。总之，《北京女报》对女性生活状态的报道不是着眼于女性的苦难，而是着眼于女性的劣根性，报纸的批判色彩极强。 在编者看来，兴女学是开女智的根本途径，因此极力鼓吹女学，积极报道女学的实行，大张旗鼓地表彰女学。同时也认为，开女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男女平权。报纸中不难看到“女权”、“平权”、“分权”这样的字眼，编者认为人权并非天赋，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权，必须首先研究、培养、健全女性的人格。因此，《北京女报》中出现了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女性形象。作为一份鼓吹女学的报纸，编者特别留意女学生的所作所为，并对此给予充分报道，如“好文明的女学生”、“女学生的见解很高”、“女学生爱读祖国书”等。为接受现代知识、寻求救国之路，当时社会上掀起了留学热潮，一些先进女子亦在其列。对此，《北京女报》进行了一系列报道：如“女学生赴东留学”、“蒙古女学生留学日本”、“赴美留学”、“女医学家赴美国游历”等。在女子参政斗争风起云涌的国际背景下，《北京女报》对中国女子的参政行动也予以报道，如“女界也热心国会了”、“西报赞扬（中国）女代表”；对下层妇女，虽以负面报道居多，但她们自立、自治的行为，编者也能及时捕捉到：如“女子拉洋车”、“缫丝厂女工大动公愤”。值得一提的是对革命女性的活动，《北京女报》也多所涉及，如“怎么这们些女革命党呀”、“拿获女革命党”等。虽然他们认为这些女革命党“宗旨不正，走错了道儿”，但报道仍较客观。如对秋瑾案的连续报道，不是根据一面之词，而是既有政府的公文，也登有民间的说法“秋瑾死后，外间很有说她冤的……”以及上海等地报章的报道，对西方女士对此案的质疑也照登不误“随意摧残女界，实为痛恨”，对“社会各界公祭秋女士”的活动，更以纪闻的方式如实报道。另外，对与女子有关的新事物、新气象也多所报道，如对文明婚礼的报道，往往不避繁琐，具列仪式内容、程序。在“陕西省第一次创行文明婚礼”中，甚至列出婚仪示意图、结婚证书样式，由此体现其“开女智、开民风”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