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的嬗变，是以重视对当代人命运与价值的探求和表现为重要特征的。随着现实变革和审美价值、理想的调整，现实主义文学必将在多元的文学格局中获得多方面的新变。 【关键词】 生存状态 生命意识 审美意识 价值理想 现实主义新变 【作者简介】 陈传才，1936年生，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世纪之交的历史巨变，不仅深刻、广泛地改变着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且不断地催化文学的创新和发展。因此，考察世纪之交文学的嬗变，揭示其发展走向，就必然要立足于现实变革与理想追求这个总体座标。诚如伽达默尔所说：“人所需要的不单单是坚定不移地追问终极问题，而且还需要知道，此时此地什么是行得通的，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正确的。……哲学家尤其必须意识到他自身要求与他发觉自己置身其中的实在之间的那种张力。”①文艺家的历史主体性与创造精神，也总是体现于立足现实和超越现实的审美理想追求上。审美意识（理想）是特定社会理想、人生期待的折射，是人们所向往的至高至美的境界。世纪之交中国文艺家们孜孜以求的，正是在文学的新变中重建当代中国文学的审美意识与价值形态。 新时期以来，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迄今的文坛景观，更显现出历史转型期的新变，及其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某些特征或过渡性形态。人们清楚地记得，新时期伊始涌现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所以在社会上造成“轰动效应”，主要得力于它对革命文学传统和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恢复与弘扬，表达了人们的心声，为政治、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鸣锣开道，发挥了文学独特的社会功能。然而，真正预示并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历史嬗变的，则是尔后出现的以现代主义创作流向为重要特征的“先锋文学”及“探索性小说”的创新。 这个新的创作流向，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形成的。一方面，现实的变革引起了主体意识的觉醒。随着“文革”十年浩劫与灾难的终结，偶像崇拜被推倒了，人们对既往的理想、权威乃至中心话语也随之怀疑、动摇。他们一边清理动乱后的废墟，开始投入艰难的建设，一边则在反思、内省与忏悔中，对现实、历史、社会人生进行新的思考。因而免不了伴随着意识、情思的变化而出现被愚弄或扭曲的痛楚。这种要求抒发主体情思与痛楚的心态，与西方的人们面对异化现实的主观感受不能不说有某种相通。另一方面，国门打开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和文艺的引进，又给文艺家们探索和表现人的生命意识与生存状态提供了借鉴。现代主义无论是对复杂、细微情感的捕捉与把握，或是艺术思维方式和表现技巧的新颖、独到，都深深吸引着作家与读者。由于上述主客观的原因，诱发作家们迈出创新的第一步。 这场创新的试验，从诗歌创作开始。“诗缘情”，离不开主体的自由与奔放。最早被称为朦胧诗派的新作，如舒婷的诗，一反过去直白、清朗的诗风，以似乎言不及意的构思方式，表达了主体独特的感受与体验，追求诗境的朦胧、多义，使人感受到与西方象征诗派在审美特征上的相通。王蒙则率先借用现代主义的某些文学表现手段，巧妙地变换创作文本，他的那些“意识流小说”，如《春之声》、《蝴蝶》和《杂色》等，有意打破传统小说的叙事格局，既不重视故事的整一性，也不很重视典型性格的刻画，作品中跳动着的主要是人物的心理意识活动，既丰富复杂，又流转和多彩，为强化小说的表意性作出了成功的创造。此后，一些作家兢相仿效，形成了小说创新与试验之潮。特别是某些青年作家的新小说，甚至较直接地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在作品的结构形态和表现形式上，深受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影响，基本是按照某种主体情绪来结构作品，而不像传统小说那样注重故事情节的构建，且作品中的主体感觉与情感流程还浸染现代哲学思潮（如存在主义）的某些色彩。与此同时，在戏剧、音乐、美术方面也相继借鉴和运用现代主义艺术手法，高行健的实验戏剧《车站》和《绝对信号》的违反习见剧作的探索，使人联想到它们与西方荒诞派戏剧的关系。 其实，现代主义创作流向从80年代中期兴起到后期的发展中，很快就分化为两种不同的审美价值指向：一种以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为基础和灵魂，在文本营造上吸取、借鉴现代主义某些表现手段，突出主体情感抒发而不失主体与社会客体的深刻关系，因而在强化小说的表意性时仍蕴含较为独特的审美价值与社会意义。因而这类小说在审美形式上有现代主义的成份，而在审美意蕴上则是属于中国自己的，因为西方现代主义的普遍性主题，是表现人与现实、社会之间不可解决的矛盾，传达了人们因自身的异化无法根除所产生的焦虑、痛苦与绝望。而我们那些以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为创新之本的新小说，即使在描写和表现人们的焦虑不安或忧患痛苦时，仍展现其对人生的积极肯定和对社会变革的热切期待。因而本质上是极不相同的。 另一种探索则是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自我的失重。这些作家在张扬主体意识的同时，逐渐把个体生命表现本体化，淡化了现实人生中个体与社会群体的关系，忽视对人物心态、情感的审美观照和理性提升，往往从个体“闭锁性”体验出发，追求一己的自我情绪宣泄。还有一些陷入了现代主义或后现代的“能指游戏”之中。作品叙述中的“能指（声音）不是指向“所指”（概念与意义），相反却追求无意义的“意义”，其实这是自我意识、情感迷乱、失落的体现。因为我们从小说《迷舟》、《青黄》、《陷阱》和《褐色鸟群》中解读到这种自我的恍惚与迷乱。尤其是《陷阱》和《褐色鸟群》，多是由主体的梦幻、遐想或意念所编织，很难从作品中“我”与那个名叫“牌”的姑娘的相处中寻觅到充满人生意义的情思，留给读者的是句子与句子之间飘忽不定的东西。这种“能指游戏”的方式，使作品的叙述语言成了非关涉人性、理性的无情物。如此文本新创，很难说有多少积极的审美推进，更多地引起作家对主体迷失的反思。类似的情况，还有马原式的“虚构”小说。虽然作家的探索意向，即对陷于物欲困境中丧失自我存在的忧虑，及其对人自身的寻找的意向是值得重视的；然而，其形而上的寻觅与现实人生状态存在着种种隔膜，致使其小说《冈底斯的诱惑》有别于张承志的《黑骏马》和《北方的河》的现实主义意识和浪漫主义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