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现代学术以来，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通史书写领域，通过科学主义的“新史学”为中介，受“进化论”学说之影响，在批判、清算传统的所谓“循环论”之基础上，形成了诸如“发展”、“进步”等价值范畴，并且成为文学史书写中的价值评价标准，影响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和书写。在此语境下，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方面，也致力于对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话语中的“发展”、“进步”观念之爬梳和诠释。对这一学术现象进行思想史层面的反思，以及准确认识评价传统思想、传统诗文评中的“发展”、“进步”观念，对于我们总结和反思20世纪中国文学史理论建构和书写实践意义重大。本文梳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进步观”的内在理路，其思想与知识谱系，以及由传统变易发展观到现代意义的“进步观”之演变脉络，在此基础上，分析“进步观”由学术边缘走向中心之缘由，并对其学理背景及学术地位进行反思。 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发展的内在理路看，我们今天所谓“进步观”的种种表征，在传统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语境中，往往是以思想异端的面目出现的。但是历史的发展并没有按照已有的逻辑进行，当中国社会的历史步入了内忧外患的近代以来，随着传统思想系统的崩溃和西学的引入尤其是进化论，唯物观的深入人心，此一思想找到了理论的生成点，其反传统、反主流的思想品格不仅切合了社会变革之急需以及西学理论本土化之要求，而且对于传统信仰系统业已崩溃的中国思想界而言，亦是具有相当吸引力的话语、思想资源，遂蓬勃发展起来，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思想文化领域最时尚、最主流的话语形态，影响至今。在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学批评研究领域中，也迅速将“进步观”的地位提升到与传统时代主流思想乃至国家意识形态抗衡的地步，成为与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落后思想针锋相对的进步思想，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历史本原状态，在一定意义上重新书写了一部中国的文学批评史，并成为古代文学批评范式的现代学术转型中一个成功嫁接的范例。对于这一现象之形成进行剖析，既可以了解传统也可以启迪未来，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一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进步观”之思想因子是在传统宇宙观、历史观和时间观所构成的古代知识系统中孕育而成的。虽然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在治乱交替、王朝更迭中流变着，但思想文化形成所依据的知识与信仰系统并无新变，加之秦汉至清以来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没有根本变化，因而形成了以复古观和循环观为主，“进步观”为辅的历史观和文学史观，其基本的学术品格定型于先秦。在我们对“进步观”之知识谱系进行审视之前，需要对其所依生的复古观、循环观进行一番了解。 以复古观而论，发展于三代、鼎盛于西周的礼乐理念在中国思想史上营造了一种独特的复古文化模式，其最显著的特点是，轴心时代的诸子都认为上古存在一个乌托邦的完美的社会形态，并由此转化为真诚的信仰，对其极尽美化之能事。儒家的理想是尧舜等圣王治理的“有道之世”——“大同”；道家乌托邦指向尧舜之前“小国寡民”状态的“至德之世”；墨家提倡“兼相爱、交相利”的尧舜及三代圣王之世；即使是崇古非今，直面现实的法家，其思想体系中仍然隐含着对三代传统及其文明成就的认可。尽管诸子学术倾向各异，论证的角度不同，且他们对圣贤的认定与理想时代的标准也不同，但是他们在致力于探索社会改良方案与实施路径以回归他们的王道理想时，都具有相同的复古价值取向。在他们看来，人类起初都有无限美好的“黄金时代”，尔后便日趋堕落，今不如者，一代不如一代，这是西周礼乐秩序崩溃后种种复杂情绪，诸如对现实社会的失望、对黄金时代的追忆以及对理想秩序重建的期待等等，共同交织而成的。这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主流的乌托邦，由此所形成的向后看的思维模式直接影响了古代学术思想中复古风气之盛行，从汉代今文经学的谶纬、唐宋“古文运动”、明清经学的注疏、清末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要么尊道统而复古，要么假复古之名行变革之实，无不借古人之名抒己心志。综观一部中国文学发展史，就是在“贵古”与“趋新”之间反复拉锯展开的一部文学批评退化史；细观中国文学史上各种文学观念，不论提出目的何在，多少都带有复古的理论色彩。这一方面促使了文学批评史上重质轻文、贵古贱今、文以载道以及政教传统的形成，同时亦是“原始表末”、“格以代降”、“用事”等思维模式形成之根本缘由。 以循环观而论，其思想渊源虽然可以追溯到《夏小正》中有关夏代天象与物候的周期性描述，也可以在殷商卜辞的六十甲子表与周原卜辞中月相往复循环的记载中觅得，但明确的理论形态在《周易》与五行说中。《周易》通行本之卦序，以乾、坤二卦开始，既济、未济二卦终结，代表宇宙万物的六十卦居中，其意在于：乾为天，坤为地，乾坤处于往复无穷的交流之中，万物由此而生，由此而变，此乃天地间第一大循环。凡日月往来，寒暑交替，阴阳变幻，人事兴衰、生死轮续，乃至国家、民族的兴衰递嬗，无不烙上这种循环往复的印记，此乃《周易》泰卦九三爻辞所谓“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的循环理论。《老子》五十八章有“祸福相因”的思想、《庄子·天下》有“道无终始……一虚一满”的自然循环观念、《孟子·滕文公下》有“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的思想、《公孙丑下》有“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社会人事循环观念，凡此种种，无不具有浓厚的循环论思想因子。循环史观创始于邹衍的“五德始终说”，此一学说把五行说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遵循五行相生相克的规律而变化发展的。就中国古代史而言，虞土、夏木、殷金、周火的历史演变，便是依照土、木、金、火、水依次相胜相克的秩序，按照《吕氏春秋·应同》的说法，历史的下一个阶段“代火者必将水”，到了水德，历史发展便完成一个循环，此后“水气至而不知，数奋，将徙于土”，社会历史就是在五行循环中周而复始发展的。这种循环史观在秦汉时期极为流行，汉代公羊学家有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社会兴衰治乱“三世”说、董仲舒创黑统，白统、赤统之朝代更替“三统”说。循环论之所以在古代思维体系中极为发达，是与自春秋以来王朝更迭而社会性质没有根本变化这一社会特征密切相关的。人们习惯在历史的循环往复和时间的永恒轮回中解释世间万事万物，所谓人之生死、家之荣辱、国之兴衰、天下之分合，都不离循环的路数。这既可视为古代诗歌回环反复与八股文章“起承转合”形成之思想缘由，亦是小说、戏曲中宿命论、因果报应思想大量存在的文化原因，更是文学批评中“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一文一质”、“一分一合”思维模式特别盛行之根本缘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