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作为20世纪文化的元话语，支配着一切文化单位的实际操作、运演，文学也不例外。从20世纪初期郭沫若“女神”的狂放激越，鲁迅“阿Q”的沉郁哀恸，到新时期文学十年人的全面觉醒，乃至90 年代文学对于现代性的整体反思……现代性无不随处闪烁其幽灵魅影，因此，20世纪文学的总体框架也就是现代性的无边视域，20世纪现代性的多元价值目标就决定了现代性认识的多重视角。在我们看来，20世纪的现代性认识对文学思潮、形式及内容影响深巨的主要有两大相互关联和渗透的价值取向，一种是政治的现代性，一种是文化的现代性，它们在对待文学形象的日常生活方面持有相当不同的态度。简而言之，政治现代性强调日常生活改造，力图使日常生活超越非现代束缚和影响，变成一种新生活方式；而文化现代性则认为，日常生活由于蕴藏丰富的民间人民情感、情绪、情话和情史而具有丰富的诗性内涵，从而现代性的目标是反对一切意识形态强权压抑，还一个活泼泼的民间社会日常生活状态。本文拟在此种二元对立的结构局势中展开对20世纪文学的宏观论述。 一 毫无疑问，“五·四”时期的现代性主题就是以日常生活批判和深层文化启蒙为对象的。鲁迅的“国民性”研究就是从一个宏伟的现代性叙述角度，对阿Q为代表的民族日常生活主体进行了鞭辟入理的讽刺、 夸张和批判。在现代性的烛照下，阿Q 既充分暴露传统日常生活模式的束缚性、日常主体的沉沦性，也展示出现代性文化启蒙之舟救渡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阿Q 批判与其说是建立在对于中国传统雅文化思想体系的智性反动上，不如说是建立在对于传统文化日常生活程度乃至本质的彻底解构之中。鲁迅以对非现代性的彻底“厌恶”而将现代性和日常生活尖锐对立起来，这既构成鲁迅的深度，也构成“国民性”话语的深度。鲁迅及其文学时代〔1〕并未能开辟出一个新的生活方式， 因为西方化的政治现代性由于缺乏西方式的经济基础，从而不能找到建构生活方式的途径。20世纪最伟大的生活方式革命是由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支持下进行并最终得以建立的。在这样一个新生活方式的形成中，文学通过革命文学、解放区文学和“十七年”文学大力参与、鼓吹和讴歌新人物、新生活。这几个阶段文学的特征众所周知，但我想着重指出：革命文学在政治现代性改造日常生活的企图是小知识分子式样的，它在一个很多人沉迷于“新村生活”运动失败的氛围里，把政治革命和日常生活变迁紧密结合成一体，并为之心醉神迷，在那里，政治革命的激情变成了日常生活的无穷革新动力，这种革新在李杰的身上、在韦护的身上甚至表现为狂热的投入和带有铁般冷峻的不可调和的色彩，同时亦不乏与家庭斩断旧生活关系的决绝勇气。在这些日常生活革命的“少年漂泊者”身上，革命和生活是一种二而一的关系，革命就是生活，它最纯粹也最狂热浪漫。解放区文学的政治现代性和日常生活的关系是由“向往”和“改造”二种主题类型构成的，政治性革命成了王贵、李香香、李有才、小二黑、小芹们最热切向往的打碎旧生活的武器。他们那样热切地从黑暗旧生活奔向光明新生活，以致解放区的天都格外政治化地明朗和喜气洋洋。黄土高原作为中华文化亘古以来的始发地，一向充满停滞和苦难，是革命的政治现代化才把它千年沉睡的生命唤醒并赋予它新的生气，从而，解放区的新生活才那样充满动容的向往。即使90年代的人通过革命经典回味那个时代的生活也会为之心向神往之。显而易见，日常生活在政治现代化的照耀下趋近圣化了，它变成了一个光芒万丈的神圣的日常生活，它具有了无可比拟的理想色彩。改造的主题和向往的主题是共生的，政治的现代性从它一诞生起就不是以发掘日常生活为目的，而是以改造日常生活进行深层文化启蒙为对象，这种特征决定，“改造”是一个日常生活中自始至终的话题，人们一般较为注意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向知识分子发出的改造号召，实际上，改造是政治现代性主题下日常生活的常态，它是一切抛弃旧生活、创立新生活的人们的共同心路历程，只不过这个心路历程在知识分子那里表现得更为艰巨复杂和触及灵魂而已。王贵有个改造过程，李有才及其乡亲、小二黑同样有一个改造的过程，他们身上所残存的或未触动的旧生活观念在政治现代性的改造下逐渐发生变化，并直接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农民提供思想资源。 为什么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要遭到比农民更多和更深程度的改造？由于这个问题涉及的问题面太深太广，本文无力叙及，但有一点要指出的是，唯物主义以其朴素的经济基础决定论从而具有天然的亲劳动分子的根性，它对于直接执掌生产力大权的工农群众有更多的信任和依赖，从而必然会从美学上对其生活方式加以肯定和主流模式化。因此，工农日常生活和知识分子日常生活发生矛盾冲突时，改造的对象就不是工农而是知识分子。于是，一种充满土色的工农日常生活圣化模式就在解放区文学中形成并巩固下来。 “十七年”文学也就是一个标准的政治现代性改造日常生活成功后的模式化文学。此时，日常生活完全充满了政治现代性的内容，并成为它一丝不苟的执行者。在周大勇、杨子荣、江姐、朱老忠、梁生宝这群典型人物身上，日常生活和政治性已经不分彼此，智勇双全、临危不惧、矢志不移、铮铮铁骨、虽备尝艰辛却无比赤诚，这些品质特征既是日常生活的也是政治的。此期作者明确表示，日常生活圣化是为了突现政治使命，梁斌说：“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有着勤劳、俭仆、勇敢善良的崇高品质的，我认为对于中国农民英雄的典型塑造，应该越完善越好、越理想越好”。“也因为如此，我把原来朱老忠的火爆脾气改掉了。我认为，即使现实生活中的英雄人物有缺点，在文学作品中为创造出一个更完善的英雄形象，写他没有缺点是可以允许的，我想这不会妨碍塑造一个英雄人物的典型”。；柳青毫不示弱地表示：“我的描写是有些气质不属于农民的东西，而属于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东西。这是因为在我看来，梁生宝这类人物在农民生活中长大并继续生活在他们中间，但思想意识却有别于一般农民群众了。”日常生活的圣化目的倒不在于掩盖什么样的农民式缺点，而在于它作为政治现代化只能如此。 政治现代化和日常生活的改造性关系到“十七年”实质上已经产生危机。革命的敌人消灭之后，政治的人民化主体时代已经不能够再沿袭既有的模式，而仍延用这种模式时，它就必然导致日常生活对于政治的挑战和反动。人民原有的在对抗性政治斗争时代所掩盖或忽略的日常原生态开始显露出来，并呼唤人们以文化的视角对它进行反思。那么，我们能否说对日常生活批判的深层文化启蒙就此失败了呢？纵观业以完成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与其思想启蒙运动相对的是无不经历过深刻的日常生活批判性重建。正是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建构过程中，日常生活所经历的这种批判重建同文艺复兴时代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启蒙相契合，才深刻地改造着传统生活基因，重新塑造着人的生存方式或生活的样法，实现了人由传统农业文明的自在自发的日常主体向现代化的自由自在的非日常主体的转变。如果没有这种日常生活的批判重塑与传统生活样式的转型，很难想象现代工业社会能够确立起如此发达的现代文明。因此，日常生活的批判是必要的，不管它遭受多大的挫折和困境，只不过，政治性的日常生活改造，或者说，政治性的日常生活圣化情景必须进一步向文化深处推进，达至更广程度的日常生活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期十年文学是既有的政治日常生活批判与启蒙在广度上进行的第二次革命化浪潮。新时期十年文学历程由政治性反思和政治性改革热情很快进入对于以人为主体的美学向度，并以之为中心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黑格尔说：“生命在他的演进中必然要达到人的形象，因为人的形象才是唯一的符合心灵的感性形象。”〔2 〕同样，新时期文学的演进也必然进入到以人为主题的阶段，并在人的意义上形成日常生活的新圣化，也就是人本身的圣化。简单地说，新时期文学十年对于人的日常生活圣化表现经历了三个有机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