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这一话题在国内聚讼纷纭，争鸣不断，相当热闹。《文艺争鸣》一向以理论争鸣为办刊特色，与我也有几十年的笔缘。杂志此番相约，我欣然接受，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争论对话的机会。我的学术经历始于美国，20世纪90年代初刚出道时，就参与了相当热闹的争论。当时美国人文学科正处在范式转型的高潮，文学研究领域独占鳌头的新批评范式已经式微，经历了十多年欧洲大陆(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理论”(Theory)(包括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理论)等的挑战和磨砺，所谓“后学”(postism)开始形成气候。这个过程充满了激烈争议，学术圈象牙塔的口水战打得如火如荼。恰好这是我在美国比较文学系读书的时段，各种门派大打出手，都以比较文学作为战役前沿，比较文学系成了不折不扣的(欧陆)理论系。法国的阿尔都塞和他的美国传人詹姆逊、法国的福柯和他美国的传人萨义德，都是行里圈内的十项全能超级明星。而我一路走来，都是在“茶杯里的风暴”中打转。我的辅修专业是现代中国文学，而这个专业，当年处在以古代中国典籍为对象的汉学(Sinology)和以当代中国现状为对象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两个门派的缝隙之中。此刻在遥远的祖国大地上，改革开放风起云涌，天翻地覆，思想界、知识界、文化界的“文化热”持续升温，已近沸点。年轻气盛的我觉得欧陆理论在美国虽然吵吵嚷嚷，热闹非凡，但跟中国牵扯了亿万百姓命运的改革开放相比，实在算不上什么。而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小圈圈，依然故我，墨守成规。在冷战过程中形成的学术信条甚为脆弱，但当事者们都是我的老师，他们还在精心呵护现代主义审美(以张爱玲、钱锺书等为经典文本)和反共意识形态(冷战时代的区域研究的主导范式)这两大理论基石，虽然在我看来二者尖锐对立，矛盾不可调和。所以我获得博士、有了教职没多久，就卷入了争议中。《近代中国》(Modern China)期刊发起了关于中国研究范式转型的系列专辑，我不期然却成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这个1993年专辑的争鸣焦点。①倏忽近30年过去了，当年这个争论的一大主题，即文学和理论的关系，文学和政治、文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跟现在金惠敏教授提出的争鸣主题依然十分相近。我不揣冒昧，写下多年来就此问题的困惑，所谓“谱系”的说法，是指我在美国和中国思想、知识、学术界这些年阅读和讨论中经历过的各种观点和理论。我希望做一些梳理，虽然粗浅片面之处难免，但可管窥其中的思想脉络，或有助于思考“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这一问题。 读了金惠敏的《作为理论的文学与间在解释学——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一辩”》②一文，引发了我很大兴趣，感到当年始终念兹在兹的问题和争论，经过时空变换，依然是那么鲜活，那么值得争鸣。当然在今天中国的学术氛围中，表扬和自我表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两种倾向，还是前者更受欢迎，尖锐的争鸣则鲜有所见。但这总让我感到不安。这不仅仅因为我在喜欢争论的美国学术界出道，认为争论是学术的常态，更因为在我看来，思想、知识和学术的批判与争鸣乃是学术安身立命之本，没有争鸣，没有问题，没有对世俗现实的关怀，哪里还有知识与学术存在的意义？当年我在美国卷入的那场争论，起源于我对于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问题和困惑。当时的主流范式以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为标志，夏氏将现代主义新批评的文学独立自洽的审美论与美国区域研究的反共政治意识形态巧妙结合起来，认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左翼主流普遍缺乏美感和艺术性，而文学研究的要旨和标准就是发现、评判美感与艺术性，即便张爱玲、钱锺书的作品羚羊挂角，游离左翼写实主义主流之外，也是足以构成现代中国文学经典的范文。我发现夏氏这个观点十分符合当时美国文学研究的主流范式，即以现代主义文本为对象、新批评细读为方法。有了明确的研究对象和严谨的方法这两大学术专业化的基本要素，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学界接受为专业体制的一员。夏氏在台湾中译版前言中详细描述了他撰写该书的经过，不无艰难辛酸，被体制接纳的路途也是一波三折，故事读起来引人入胜。我将他的中文前言当成“地方性的文献”(local archive)来读，关心的是他正文中未能说出甚而刻意遮蔽的东西，也即与审美自洽、非利害、非政治的现代主义美学原则尖锐对立的反共政治意识形态。夏氏从未掩饰他对左翼文学与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反感。引发我浓厚兴致的，是两种尖锐对立的理念如何被糅合成为影响甚大的学科范式的？其时也，中国国内学界尚处于初步接触美国的汉学和中国研究阶段。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在中国逐渐被认知、驳诘、转换，还并未成为我当年关注的问题。30年过去了，我们应该追问的，是这个话语构成如何播散的、传播到中国的？其体系又是如何运作的？其中的种种对抗、矛盾、门槛、栅栏、禁忌、塑形、构序，又形成了哪些迷宫般复杂的话语场域和网络？我们应该如何在场域和网络中做知识的考古，发掘其种种内在、隐形、变动不居的规则，揭橥知识、权力、语言的关系？ 回到金惠敏的大作，引发我的疑问也还是延续当年的思路。设问“文学”是什么？“理论”是什么？“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这个问题的西方与中国语境是什么？金文提起的一个话题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事关西方和中国的双重语境：马克思主义文论“可以是文学的理论，但应当更是一种旨归不在文学的文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意在凝聚一种审美的力量，但这种力量自身毕竟有限，因而必须转换为能够现实地改造世界的力量即物质力量。”③金文由此推论“文学理论一旦从文学作品中之被发掘或发明出来，被作为一种哲学或理论，那么它就不会满足于自给自足”④。当然马克思主义一脉的理论(含文学理论)从一开始就不是为文艺而文艺的唯美主义理论，而是如金文所述的超越文艺范畴的、面向更大视野的政治、社会行动与实践的理论。金文接下来分析批判了“唯美主义”，因为“反对‘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的人多半是信仰文学‘自主性’”(autonomy)的唯美主义者”。⑤唯美主义观念、现代主义文艺、形式主义“新批评”无疑是20世纪的欧美文学研究的主导范式，金文旁征博引的也多是从黑格尔、胡塞尔到阿多诺，以及德里达和米勒等欧美近现代理论家们的争论，无不围绕着内在/外在、为艺术/为人生这些看似老生常谈，但却生生不息的话题。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核心是文学(文艺)的内在、自洽、自给自足，通过文学语言的独特形式来彰显。这个文艺自给自足、自在自为的思想脉络，肇始于启蒙时代，兴盛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代际转型，经过许多年风云变幻，却经久不衰，到所谓后结构、后现代时代，还始终是思想、知识界争论不休的焦点。具强烈美国特色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力图超越(或弯道超车？)这一思想轨道，以批判“白人中心论”之名，将“文艺自洽论”重新埋葬在当代欧美社会千万条枝杈蔓生的块茎迷宫中，以新版“政治(正确)干预论”取而代之。进入21世纪以来，这个文艺理论颠覆、脱轨的趋势越来越强烈，激进主义思潮大有卷土重来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