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审美文化理论及其批评实践要坚守“现代性”的立场，在批判与重建过程中致力于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建构。然而，“什么是现代性”及“现代性是否可能”的问题，却又是一个值得当代审美文化理论认真深思的话题。特别是在一个“后现代”思潮叠起的多元复杂的文化时代，坚守“现代性”不仅要求有一份勇气，更需要在当代审美文化理论及其批评实践上廓清“现代性”的新的诠释前景。 一、“现代性”的启蒙话语 “现代性”（Modernity）的问题，从始至终是与启蒙、理性、主体性等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这么说，所谓“现代性”的问题，其实正是启蒙、理性、主体性等所遭遇的自身意义与价值问题。而所有这些，至少在知识学层面上，是西方文化自启蒙时代以来便一直没有真正化解的：面对理性与感觉经验的对立，关于思维与存在如何同一或人类知识的来源及可靠性，一直困扰着人们对文化、历史过程及其价值判断的具体把握。当经验主义者们以经验归纳所建立的综合判断知识为“真知识”时，理性则以其抽象演绎的可能性对此提出质疑；而当理性主义把“真知识”当作为抽象思维原则所建立的分析的知识时，经验则以其具体的直观性不断否定着这种思维逻辑的客观性。只是到了康德那里，人类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终于演变为一场感觉经验和先天认识能力的综合运动：在认识活动中，人运用自己先天的认知能力去整理感觉经验，从而形成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科学知识，“一切现象，就其应当由对象给予我们而言，必须遵守一些把它们综合统一起来的先天规则，只有遵照这些规则，它们在经验直观中的关系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它们在经验中必须依靠统觉必然统一的那些条件，正如在单纯的直观中必须依靠空间和时间这两个形式条件一样；只有凭借这两项条件，一切知识才成为可能的”。[①]理性的地位最终被确定为替知识立法；理性与感性的关系在人类认识的可能性进程中就此被规定了。 这样，对于文化实践中的人类而言，人类知识及其实践能力的获得与进步，必定同人的主体理性能力相关，而主体理性在“现代性”的文化设计中，又被规定为“启蒙”的义务和责任。必须承认，这是西方自近代以来启蒙思潮的文化主线，同时也是关于“现代性”话题的实质内容：“现代性”的文化意图通过启蒙性而实施着自己的价值要求，而“让理性当家是高度文明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②] 那么，何谓“启蒙”？用康德的话来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能力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代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③] 显然，在这里，康德是把理性对于理性自身（理智）的自觉自性，当作为启蒙的中心本质；启蒙的前提就是人类先天存在的理性能力，而启蒙的过程是理性被发掘及理性运用自身权力的活动。不仅人类知识——判断自然与社会的认识内容——必须依靠主体理性的自觉，而且人类一切实践性的历史／文化活动也无不是运用主体理性的过程。于是，启蒙的主题，便成为理性重新确立自身的内在运动；启蒙产生了人类对理性权威的自觉认识和理性的权威实践。一切启蒙话语无非是理性话语。 由此，文化的“现代性”，也无非是一个由启蒙而导致的理性权威化运动；一切“现代性”的文化设计意图，也无非是理性意图的自我展开。而且，归根到底，理性及理性的可能性，由于总是与人的主体性的完成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启蒙——理性——主体性，就成为“现代性”的一条贯彻始终的文化纲领。“18世纪为启蒙哲学家们所系统阐述过的现代性设计含有他们按内在逻辑发展客观科学、普遍化道德与法律以及自律的艺术的努力。同时，这项设计亦有意将上述每一领域的认知潜力从其外在形式中释放出来。启蒙哲学家力图利用这种特殊化的文化积累来丰富日常生活——也就是说，来合理地组织安排日常的社会生活。”[④]通过启蒙及启蒙自身，理性为“现代性”的文化设计安排一种可能的社会秩序；以开发人的主体自觉理性能力为目的的启蒙话语，在“现代性”发展中充当着权威的身份。自此之后，在“现代性”的历程上，“各式各样的理性化早已存在于生活的各个部门和文化的各个领域了；要想从文化历史的观点来说其差异的特征，就必须明了哪些部门被理性化了，以及是朝着哪个方向理性化的。”[⑤] 二、“现代性”的遭遇 诚如丹尼尔·贝尔指出的：西方意识里一直存在着理性与非理性、理智与意志、理智与本能间的冲突，这些都是人的驱动力。不论其具体特征是什么，理性判断一直被认为是思维高级形式，而且这种理性至上的秩序统治了西方文化将近两千年。[⑥]然而，以启蒙理性为标志和内容的“现代性”文化设计，从一开始就暗含一个很大的漏洞，这就是：理性权威的自我确立，并没有真正克服人类异化的疯狂过程——当人们打着“正义”和“信仰”的旗帜，进行着一场又一场以牺牲人的生命为残酷过程的“战争游戏”时，这难道能说是人的“成熟状态”；正是在人们指望用理性扫除粗鲁野蛮的狂热保持一切事物的合理性之际，理性权威的“合法化”却出乎意料地导致人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开始反过来奴役人自身；知识成为一种强制性的象征，而并没有像它希望的那样使人真正变成世界和自己的主人；理性承诺的“自由”不仅没有像它所承诺的那样真实地实现，反而却排斥了自由的主体。于是，现代以来，对理性的怀疑又始终是人们质疑“现代性”根据的一个基本出发点，“理性注定了必须服从逻辑、服从共同的法则，这样才不失去工具性和明晰性、真实性。究极而言，理性并不对任何事情做判断，它也不能对任何幸福加以承诺，它与自由是格格不入的”。[⑦]这一批评也许过于严厉了，但它却也道出了几分实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