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即将成为历史。我们虽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形态没有十分的把握，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将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赓续，是自本世纪初文学改良尤其是五四文学革命之后确立的与中国古代文学完全异质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承继。以上我所说的几近于常识，然而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即五四文学革命之后的中国文学的性质问题，这也是我最近读了杨春时、宋剑华两先生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①a]（以下简称《近代性》）一文之后引起的一点想法。 对于《近代性》一文有两点质疑，陈述如下，希就教于杨、宋两先生。 一、关于“现代性”和“近代性” 五四文学革命后的中国文学不具备现代性，只具备近代性，这是《近代性》一文立论的基点，而这种提法是否成立本身是可以商榷的。 首先，“近代性”与“现代性”两个名词本身存在相当程度的概念内涵的模糊性，不宜用作选言判断的不相容选言肢。应当指出，《近代性》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字重新定性的愿望是有其合理背景和出发点的。即在中国文学巨变百年的时候，借用范伯群先生的话说，“我们的学科虽然不再年轻，但我们还没有为自己‘取名’。至少我们只有‘乳名’而没有‘学名’，也即是说，我们的学科的名称的科学性尚待科学鉴定。”[②a]然而《近代性》一文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定名为“近代文学”，事实上并未恰切地科学地鉴定了我们学科的名称，只能说是在重写文学史的过程中对文学史的又一次不成功的“取名”。《近代性》误入的圈套仍然是数代学者中了无数次的那个圆套，即，所谓“近代”、“现代”和“当代”，它们原本是一个术语。为什么“我们只有‘乳名’而没有‘学名’？”就像樊骏先生曾经指出过的那样，“近代”“现代”“当代”的段落划分，从一开始就存在了相当的临时性、相对性和模糊性：“无论在汉语还是外文，‘近代’和‘现代’都没有什么区别（比如都相当于英文的modern，所以夏志清的那部小说史，就有《中国近代小说史》和《中国现代小说史》两种译名），‘现代’和‘当代’也没有什么差异（比如都相当于英文的today、nowaday、contemporary）。”[③a]正由于这种名词的不确定性，《近代性》一文在英文目录中也被毫不客气地译作“On the Modernity of the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也就是说，如果根据这个题目再转译成中文，完全可以是“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同样，假如把这篇论文译作英语，则会出现通篇的“modernity”，这恐怕是作者所始料不到的。 其次，“现代性”本身是一个随时代变动而外延不断改变的概念，《近代性》却忽略了这个事实。企鹅书店《现代主义》的两位主编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和詹姆斯·麦克法兰指出：“在通常用法上，现代性意味着某种以年代推移的速度、与年代一同前进的东西，就像船头浪一样；去年的现代就不是今年的现代”，因而，“当人们超越历史的范围时，或者用G.S.弗雷泽或《现代传统》编者们的话来说，当人们称卡图卢斯（而不是维吉尔）、维庸（而不是龙沙），多恩（而不是斯宾塞）、克拉夫（而不是丁民生）、康拉德（而不是高尔斯华绥）为自己那个时代的‘现代’作家时，这个词语在意义上的不稳定性是显而易见的。”[①b]正由于此，陈子展1929年4月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从戊戌维新讲起，而钱基博1933年9月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从辛亥革命讲起，任访秋1944年5月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则从清末直贯抗战。可见，所谓“现代”或“近代”在不同学者眼里有着不同的所指，而不论众人的观点有多么不同，有一点是没有异议的，即“现代”总是指著史人当时所在的这个时代[②b]。有鉴于此，我们在对“现代性”的概念的模糊性与变动性有所了解之后，再说我们现在的文学不是现代文学显然就有些欠通了。 再次，《近代性》用以界定现代性的所谓“广阔的世界文学的视角”，也有一定的盲目性。歌德在1827年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从此这个概念深入人心，并引发了比较文学的发生。这诚然是由于国际文学的互动日益鲜明，但同时，没有一个人会认为，离开本土，离开民族，一个人、一个作家群、一代文学工作者的作品是可以进入“世界文学”范围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当然应当放在世界文学中进行考察，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定性与定名也一定要套合欧美文学的历史进程。二十世纪欧美文学的现代性是相对于二十世纪之前欧美文学的异质而定性的，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则是相对于文学革命之前的中国文学的异质而定性的。中国没有经历过欧美（确切地说，美国与欧洲也很难并提）经历过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应地，也就不存在与欧洲古典文学相对应的中国古典文学，与欧洲近代文学同质的中国近代文学，自然，虽同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与欧美的现代文学却决不是一回事。“机械地套用西方文学史的分期于中国文学”，无论是将中国现代文学等同于欧美现代文学，还是欧美近代文学，都是不可取的。 复次，《近代性》认为，按一般的文学史分期，“好像中国的古代文学一跃便进入了现代文学阶段，而中国的古代文学一下子就获得了现代性”，文章以此作为本世纪中国文学尚无现代性的一个依据也有失考虑。不可否认，作者指出的各种现代文学史“几乎取消了中国近代文学史，只是把它限定在五四文学革命以前的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而且也很少有创作实绩给予支撑”的问题确实存在；中国近代文学史研究的薄弱也是实情。然而，研究工作的欠缺并不意味着文学发展史上渐变过程的不存在。周作人就曾将明末的文学视作五四文学运动的渊源，这是在中国文学史内部矛盾运动中寻找现代文学之发生根源的第一次尝试。如今这样的尝试日渐增多[③b]，这是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变异过程的。晚明时期中国确实有过一段近似于西方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阶段，相应地，在文学领域也出现了一些带有西方近代性色彩的主张与作品，如果没有有清一代的打断，说不定中国近代文学就如《近代性》的作者所设想的那样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因此中国近代文学应该说从晚明的变异，到清代的蛰伏，到晚清的渐成风气，它以其独特的面貌存在着，虽然它不像欧美近代文学那样，是资产阶级文学的别名，然而却同样是一种现代文学的先声，那就是单单属于中国的中国现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