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种揭示或接近揭示本质关系的批评方法 有人把20世纪称为文学批评的世纪。言外之意，20世纪是一个理论多于创作的世纪。从某种意义上说，批评流派的翻新化、多元化并不是一件坏事，它一方面标志着人们思想和趣味空前的解放，另一方面亦表明没有一个批评流派可以长久地稳居在所谓的中心、权威地带。换言之，每个时代或每个社会发展特殊时期所面临的独特任务或问题造就了新流派源源不断地产生，如18世纪的欧洲社会需要思想、文化上的启蒙，于是便应运产生了启蒙主义运动和启蒙主义文学批评。因而，从动态性的发展观看，世界上可能没有一种能够涵盖一切方面、满足一切阅读要求的文学批评方法。然而，找到一种最能揭示或接近揭示本质关系的批评方法却不是可望不可即的。 2004年6月，聂珍钊教授在南昌举行的“英美文学在中国：回顾与展望”的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一种新的批评方法，即“文学伦理学批评”。虽然有不少中外学者倾向于把中国的古代文论总结为一种伦理道德型的批评，但在我国新时期以来真正作为一种积极的批评方法来倡导并系统论述的恐怕聂珍钊教授还是第一人。这一批评方法的提出，即便撇开对传统文论的转化意义不谈，也为丰富和梳理我国外国文学批评方法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在聂教授的批评话语中，“文学伦理学批评”被限定为一种批评方法，但在我看来，他的理论不仅是一种方法论，而且还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一般说来，方法论和认识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两者相互依存，又相互转化。一个正确认识事物的方法其中就已蕴含了对事物的正确认识。反之亦然。 在“二战”以后，世界各国的物质文明有了很大的发展。不过，这种物质文明的发展与精神文明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为了促进精神文明发展，或者更为严肃地说，为人类生存与发展大计考虑，在当下的社会中，文学不仅需要发挥其审美与娱乐功能，而且更需要凸现、张扬其社会的净化功能。聂教授所倡导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便是建立在这两大功能之上的，即在坚持文学审美和娱乐性的同时，更集中地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净化功能。正如他说：“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目的不仅在于说明文学的伦理道德的方面的特点或是作家创作文学的伦理学问题，而更在于从伦理和道德的角度研究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与社会、文学与作家、文学与读者等关系的种种问题。除此而外，作家从事写作的道德责任与义务、批评家批评文学的道德责任与义务，甚至包括学者研究文学的学术规范等，都应该属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范畴”（聂珍钊20）。“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基点是设定在作家、作品、批评家、批评对象，甚至读者与伦理、道德的关系上。简言之，伦理与道德是构成该理论的关键词。无疑，这一价值倾斜不但使“文学伦理学批评”与目前所流行的诸种批评流派区分开来，而且，它所包蕴、张扬的精神更是一种当今时代和社会的需要。 在与聂教授的多次交谈中，我知道他的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法并非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在对西方各种批评方法以及中国传统批评方法作了一番学理上的考察、思索后，才慎重地提出的。所以，他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已基本具备了一种理论所需要的逻辑体系。如在思想的渊源上，他把“文学伦理学批评”一直追溯到古希腊与古罗马传统；在具体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上，也都给予了相应的界定与说明；尤为值得赞赏的是，经过一番去伪辨真的考证，他还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寻找到了理论基石。在已发表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一文中，他是这样论述了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的理论基础的： 伦理学作为方法也同样可以运用于文学批评，因为在研究的对象上，伦理学与文学有相通之处。伦理学研究的是现实社会中各种道德现象，以及在社会活动基础上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和道德原则、规范，并用这些原则规范去指导人的行动。而文学却借助艺术想象和艺术描写，把现实世界转化为艺术世界，把真实的人类社会转化为虚构和艺术社会，把现实中的各种道德现象转化为艺术中各种道德矛盾与冲突。（聂珍钊18） 主张把伦理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文学批评中来，更确切地说，聂教授认为文学也应该成为伦理学的批评对象。他说：“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伦理学批评的对象，主要在于文学利用自身的特殊功能把人类社会虚拟化，把现实社会变成了艺术的社会，具有了伦理学研究所需要的几乎全部内容”（聂珍钊18）。伦理学与文学的本质方向是一致的，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是以写实（现实）社会还是以虚拟（艺术）社会为反映或表现对象的问题。这一看法无疑是精辟的。伦理学与文学本是两门互为独立的学科。加之，新时期以来我们所引进的外来批评多是美学或者文化学意义上的批评，而对文学本应所具有的道德层面上的意义不但采取回避态度，而且在无形中似乎还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观点，即倡导伦理道德是说教文学、功利化文学，甚至政治性文学的代名词，真正的文学创作和研究是应该远离这块是非之地的。故而，长期以来人们并没有把文学与伦理学深刻地联系起来。可是，如果仔细分析、推敲起来，在各门类的学科中，与文学离得最近、关系最为密切的可能要首推伦理学。哲学、宗教、神话等学科曾对我们的批评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比较而言，它们与文学的关系则更为抽象、间接了一些，因为它们所关注、探讨的更是一些形而上学或非理性的问题。当然，这里并没有作出什么价值评判，只是说明近亲与远邻的关系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