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传播是一个很宽泛的话题，从时间上看，有不同年代、不同时段的传播；从空间上看，有国内与国外的传播。为了使论题更加集中，更具历史感，本文把传播时间界定在20世纪40年代，传播空间选择在解放区与国统区。一方面，这段时间距离“座谈会”最近，容易捕捉到历史进程中的细节真实。另一方面，在抗战烽烟弥漫的年代，在国共统一战线相互猜忌、冲突不断的特殊时期，来讨论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传播，容易形成比照，理性地分析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冯雪峰的人民文艺论与毛泽东《讲话》关系的微妙之处。 一、《讲话》见报的时机选择 从现有史料看，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消息最早见报是在1942年5月14日，《解放日报》第四版用很小的篇幅刊发了一则《告读者》，全文如下： 最近由毛泽东、凯丰两同志主持所举行的“文艺座谈会”是一件大事，尤其对于关心当前文艺运动诸问题的读者。本版决定将与此有关诸材料，及各作家意见，择要续刊于此，以供参考与讨论。 严格意义上说，这仅是一则刊讯，意在用“座谈会”之“砖”引出“诸材料”、“各作家意见”之“玉”，反倒是同一版面的萧军文章《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底我见》的开头，向人们传递了座谈会的召开信息：“五月二日毛泽东、凯丰两同志主持举行过一次‘文艺座谈会’。作者为参加者之一，对当时所提出诸问题，曾口头上表达过个人见解，并提出几个问题，算为个人的补充。这里想把它就所能记忆的大致写出，同时增删一些，以佐参考。”当然，这也不能算是一篇完整的动态消息，因为萧文的重心是“当前文艺诸问题之我见”，而非“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过程。 现在，让我们把时间拉长，看一下延安权威媒体、中国共产党党报《解放日报》的反应。1942年5月1日，《解放日报》登出“本报启事”：“五一节本报休假一天，二日无报。三日照常出版，此启。”5月2日召开的座谈会正值假期，自然无法报道。让人费解的是，从5月3日正常出报至5月底，也没有任何相关报道。此段时间，《解放日报》的新闻报道主要集中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等方面，如“斯大林宣称今年击毁纳粹”(5月3日)、“政府给民众各种帮助安塞掀起春耕热潮”(5月4日)、“八路军挺进热河”(5月5日)、“边府号召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5月5日)、“英军昨日实行登陆”(5月6日)、“畹町附近激战中敌侵入云南境内我军紧急增援阻敌前进”(5月7日)、“欧陆被奴役，民族的革命运动”(5月8日)、“盟国海军大捷”(5月9日)、“晋察冀巩固党的方法”(5月10日)、“苏联红军节节胜利”(5月11日)、“在我军阻击下，侵滇敌向畹町败退”(5月12日)、“为什么整顿三风是党的思想革命”(5月13日)、“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5月14日)……“红军粉碎德军进攻”(5月27日)、“开辟欧陆第二战场”(5月28日)，并没有“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消息，更不要说会议的议定事项和主要精神。 另外，专门发布边区日常信息的《解放日报》“启事栏”，也没有登载“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启事。5月14日的启事是“旧瓶盛新水”，回收墨水瓶；5月15日的启事是“五四青年文艺奖金征文”；5月16日的启事是“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售书”；5月22日的启事是“安塞县鞋靴化工业合作社转让经营权”；5月23日的启事是“陕甘宁边区艺术干部学校成立”。难道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重要性还比不上这些平常事务吗？难道是《解放日报》我行我素，仍然奉行改版前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党八股作风”？ 事情显然不是这样。延安文艺座谈会是毛泽东在深入调查基础上，与党中央商量后决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举行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陈云、任弼时、王稼祥、博古等悉数参加。这样的一次文艺界大会，不要说在延安，即便是在国统区也是空前重要的，何况它还是“一支鲁总司令领导的军队”，是革命战线的重要一部分。而《解放日报》从1942年4月1日起，在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和通知下，就已经改变了之前的“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市”、对党的政策和中心工作宣传不力的局面，增强了党报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并且在社论《致读者》中宣布：“今天我们的版面以新的形态呈现在读者面前，《解放日报》需要一个彻底的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的战斗的党的机关报。”从《解放日报》改版后的工作重心来看，没有及时报道延安文艺座谈会及毛泽东“讲话”内容，应当说并不是故意的，更不是什么视而不见。作为中央政治局成员、《解放日报》社长，博古亲临会议，他不可能不知道会议的重要性。报社编辑黎辛事后回忆说，第一次座谈会后，“舒群说议论正题的不多，不发消息，舒群估计会议结束一块发消息吧”。①事实上，即便第三次座谈会结束，“讲话”文字稿也没有正式发表。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讲话》迟迟不见报端并非《解放日报》之故。 《讲话》何以迟至1943年10月19日才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胡乔木认为原因有二：“一是毛泽东要对稿子反复推敲、修改，而他当时能够抽出的时间实在太少了；二是要等发表的机会。”②毛泽东对待诗文素来要求很高，推敲、修改当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对于一生惜时如金的他来说，即便是日理万机，花上几周、几个月总是能够完成的，何以要延迟1年零5月之久！如果说是为了等待像鲁迅逝世纪念日这样所谓合适的时机，那么1942年10月19日不也是一个很好的日子吗！如此看来，更为合理的解释恐怕还是前者——对《讲话》精益求精，反复修改。至于在哪些地方做了修改，一共修改了几次，因为没有发现过程稿，不得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