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总是以一定的哲学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不例外。以往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按恩格斯的“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础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①这一原则来探讨哲学问题时，一般都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亦即“意识与存在的关系”等同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按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观点，引申出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并据此来说明文艺理论中的一系列的问题。这对于引导作家深入生活，从现实生活中提取创作题材来进行创作虽然有一定的意义，但从理论上说是不够准确而全面的，从而导致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直观论的倾向、纯认识论的倾向以及教条主义化的倾向。 要从根本上改变情况，我觉得首先需要对“精神与物质”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虽然十分密切，但却不能彼此混淆、互相等同和取代。因为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是一个“本体论”的问题，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这两者的关系是不容颠倒的，否则就分不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则是一个“认识论”的命题，就“存在”来说，它作为思维的对象是指世界上一切客观存在着的东西，不仅是指物质的东西，而且也包括精神的东西；不仅是指社会的精神现象，而且也包括认识主体自身的精神活动在内。因为当主体的内心活动作为思维的对象的时候，它就意味着被“二重化”了，就像黑格尔所说的“心灵就在它的主位变成自己的对象”②，它与物质的、外界存在的东西一样都成了客观存在着的。就“意识”来说，它作为现实世界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总是在主客体之间的交互作用中产生的。因为人的头脑不像亚里士多德所比喻的是“蜡块”或洛克所说的“白板”，它储存着由以往大量经验积累所形成的认知结构和思维定势，这决定了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总是受着这些认识结构和思维定势的选择和建构：从知识论的观点来看，它必然受着实践发展所达到的认识水平所制约，如同恩格斯所说，在人的思维活动中，“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思想映像，总是在客观上被历史状况所限制，在主观上被得出该思想映象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所限制”。③这就使得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它只能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成为真理。从价值论的观点来看，人的一切意识活动总是在一定的需要的驱使下进行的。由于需要的不同，所获得意识也可以分为两种形式，即“事实意识”和“价值意识”，前者是出于认识世界的需要，按存在本身的样子来反映存在，所要揭示的是“是什么”，是事物的客观规律性；后者是按照人的意志和愿望的要求来反映存在，是经由主观愿望的评价和选择而作出的，是为了向人指明“应如此”，是人的活动的主观目的性。它是人的活动的内在尺度，正是由于目的的驱使，才使得人的活动与动物的活动从根本上区别开来，使世界朝着人类所追求的目的得以发展。而这种目的性以前往往被直观的、机械的反映论排斥在认识的活动之外，错误地视之为是一种反科学社会学的唯心主义的意识观，这就等于把人的活动的主观能动性彻底地否定了，就像恩格斯当年在批判施达克“把对理想和目的的追求也叫做唯心主义”时指出说：“如果一个人只是由于他追求‘理想的意图’并承认‘理想的力量’对他的影响，就成了唯心主义者，那么任何一个发育得稍稍正常的人都成了唯心主义者了，这样怎么还有唯物主义者呢?”④ 文学艺术是以作家的审美情感为心理中介对于现实人生所作的评价性反映的产物，它的对象是人，它把作家的主观目的体现在对自己笔下所描写的现实人生的抑扬和褒贬之中，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让读者意识到什么是应该追求的，而什么是应该鄙弃的。所以在上述两种意识形式中，它的性质无疑是属于价值意识的范围。它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让人们看到现实人生是怎样的，而更在于通过对应是人生的、愿景的描写来凝聚和团结社会集团的成员的力量，为着这一共同的理想去进行奋斗，就像马克思在谈到哲学的功能时所说的“不在于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⑤否定了文艺作品审美属性的这种价值内涵，把它仅仅视为一种娱乐的方式和牟利的工具，也就等于放弃了我们自己的尺度去迁就别人之所好，也就等于在文艺领域中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如果以上的分析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的话，那么我认为文艺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就不能仅仅被看做是一种认识现实的形式，而更应该被看做是一种变革现实的力量，它的目的就是为了人，为了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的自由解放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但是在我国以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一般都按认识论的观点，把文艺看做是一种知识的形式，它的目的只是为了让人认识社会，并往往引用马克思在谈到19世纪中叶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时说的：“他们以那明白晓畅和令人感动的描写，向世界揭示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真理，比起政治家、政论家和道德家合起来所作的还多”⑥，以及恩格斯谈到巴尔扎克的小说时所说的“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⑦等论述，视真实性、典型性等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命题。这虽然都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关注的文艺问题，但如果脱离了他们谈话的具体语境把它无限放大，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为仅仅是在总结现实主义文学经验基础上所形成的“认识论的文艺观”，那就必然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而使认识陷于片面。 那么，马克思是怎样把人的自由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统一起来来理解文艺的性质和阐述文艺的价值的呢?联系马克思所处的历史年代的人的生活处境，我认为马克思就是通过对文艺审美原属性的揭示表示它可以抵制人的“异化”而维护人的整体存在，实现人性的“复归”而达到人类社会发展最终的目的。因为人类史不同于自然史，它是“我们自己创造的”⑧，所以历史就是“追求一定目的的人的活动”⑨。要是离开了人和人的活动也就无所谓社会和历史。这样，就把人的问题与社会的问题统一起来，把社会的问题当做一个人的问题，从人的问题切入来加以研究，同时也决定了马克思在从事理论活动一开始就对人的问题给予极大的关注。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就从人的活动与动物活动的比较分析中提出：“人类的特性恰恰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使得人的产品不是像“动物的产品那样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以“占有”的方式满足于“直接的片面的享受”；而认为真正的人的活动应该是摆脱了物欲的强制，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所以“社会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人的感觉”，就在于他的“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而使自然界失去了纯粹的有用性”，超越功利目的限制，本着一种自由的态度来予以对待，而使效用成了一种“人的效用”，从而表明“按照美的规律”来从事生产活动的⑩乃是人的本质特性之所在。而人的活动的这一特性在马克思看来在中世纪的手工业者那里还是存在的。因为那时劳动者之间还没有什么分工，“每一个劳动者都必须熟悉全部工序，凡是他的工具能够做的一切他都应当会做”，“所以中世纪的手工业者对于本行专业和熟练技巧还有一定的兴趣”，这不仅使得他们“对自己为工作都是兢兢业业、奴隶般的忠心耿耿”，“对工作的屈从程度远远超过对本身工作漠不关心的现代工人”，而且“这种兴趣还能使他们在工作中产生有限的艺术感”(11)。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而使劳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使“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12)，从而使得工人的活动与审美分离，失去了自主和自由而成为苦役，不能再从中得到劳动本身所固有的享受和乐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