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62(2003)01-0034-06 无可否认，电视对当代中国大众生活有着越来越显赫的影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从某种程度上看，电视对人们的物质生活乃至精神心理有着示范与重塑的功能，一些收视率非常高、受众影响面颇大的电视节目必然对人们的文化——心理意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如何将这些影响进行有效地规范，使之对人们的精神世界起到“提升”的作用，将是摆在每一个有责任感的理论研究者面前的课题。 在当前的电视综艺文艺节目中，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与日常性的游戏娱乐节目因其创下的超高收视率而在如汪洋大海般多的电视文艺节目中凸显了出来。在1998年第16届金鹰奖颁奖典礼上，蝉联数届大奖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以下简称春节联欢晚会）与第37期《快乐大本营》并列，平分了该年度综艺节目金鹰奖的桂冠。为此，我们就选取这两个颇有代表性的节目作为研究个案，考察他们或者火曝或者式微的内在原因，进而思考对当代中国人之精神发展有益的建构性要素。 从美学角度分析，春节联欢晚会与游戏娱乐节目恰处于综艺类节目的两极：对于春节联欢晚会，在美学性质上它属于传统理性主义范畴之下的“美感文艺”，而对于游戏娱乐节目，它则属于多少受着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的“快感文艺”。具体地说，二者的区别有以下几方面。 一、生产：艺术生产与欲望生产 从生产方式来看，春节联欢晚会与游戏娱乐节目有着本质的不同。对于前者，它遵从艺术生产的传统模式，是十年磨一剑式的、以提升主体精神境界为宗旨的生产；对于后者，它则是一种后现代随意拼贴复制组合式的、生产与消费混为一体的、以满足人的物质与感官欲求为主旨的生产。 1997年7月11日，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在电视上正式开播，很快掀起一股席卷全国的“娱乐旋风”。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全国有100多家省市电视台火速上马了游戏娱乐节目，每逢周末黄金时光，观众就可以在中央电视台的《城市之间》、《幸运52》、北京电视台的《欢乐总动员》、上海电视台的《快乐星期天》、天津卫视的《红苹果娱乐园》、浙江卫视的《假日总动员》、江苏有线的《非常周末》、四川卫视的《星星擂台》、山东卫视的《开心假日》、安徽卫视的《超级大赢家》、辽宁卫视的《七星大擂台》、山西卫视的《娱乐空间》、甘肃卫视的《休闲娱乐城》、福建东南电视台的《开心100》等几十档娱乐节目中间冲浪。这些娱乐节目首先在生产方式上与从前迥然不同。它们十分强调“参与”，往往依靠嘉宾与现场观众共同完成节目的制作。与春节联欢晚会长达半年的准备与生产时间相比，娱乐节目的生产周期极短，准备得十分不足，从某种意义来看，节目的播出时间甚至就是它的生产时间，离开当时当地的观众参与，节目便无法完成。——这就是后现代式的生产：在这里，消费者与生产者已经没有严格的界限，而是与生产者一道参与生产制作，消费者本身就是直接的生产者，因而消费本身就是生产。与此相对，春节联欢晚会在节目的生产方式上则是秉承传统艺术规范的，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创作原则。从每年7月份的晚会竞标一直到晚会正式播出的除夕时刻，大半年的时间里春节晚会主创人员将全部的智慧、精力与才华都奉献给了这台晚会，集思广益、绞尽脑汁地力图把晚会办好，无论晚会与观众见面时最终的效果如何，从创作者这一边来看是将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竭尽了全力的。在电视艺术呈规模化高速运转的今天，春节晚会耗尽如此多人力物力时间只为着把4个半小时的节目搞好的做法可称得上电视艺术的“另类”了。虽然比不上传统艺术十年磨一剑的精心入微，但在充满工具主义的电视节目制作中它是十分人性化的。主创人员始终秉持着这样的内心努力：要把节目办的雅俗共赏，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地融为一体，力求实现娱乐功能与教育功能的完满统一，从中可见人文理性对工具理性的自觉超越。即使在90年代中期以后，在“以人为本”的明确意识对消费潜意识形态的对抗中，春节晚会仍然能够有所作为，为观众生产出一些精品佳作，如《常回家看看》（1999年）、《钟点工》（2000年）、《卖拐》（2001年）等。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多诺说：“就艺术迎合社会现存需求的程度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一种追求利润的商业。”[1]与春节晚会等传统意义上的艺术相比，游戏娱乐节目与其说是艺术产品，不如说是文化商品，其最根本区别在于游戏节目不再恪守传统美学大树的根——非功利性，而是公然扯起造反的大旗，追求功利价值。——这是经济市场化转型以后带来的某种文化代价。姚文放就曾在《当代审美文化批判》中指出：“当代审美文化不同于以往其他文化形态的有两点，一是经济动机上升为文化行为的主导动机，二是现代科技改变了文化的内在构成和运作方式。”“当代审美文化是一种经济型的文化，牵动它有效运作的是市场、买卖、消费等经济体制，决定它盛衰兴替的是收益、利润、销售额等经济指标，从而在这里直接的或间接的盈利目的被推上首要地位。”[2]对于游戏节目来说，其商品性已经毫不留情地跃居艺术性之上，艺术性只是用来作为实现商品利润的手段罢了，追求交换价值比什么都重要。 电视节目虽然都有着收视率的潜在压力，但是，对于春节晚会和游戏节目来说，收视率对于二者的意义却是截然不同的。春节晚会追求高收视率其实是追求观众的“真心满意度”，所关注的是晚会节目是否让老百姓打心眼儿里喜欢，换句话说，追求的是“人心”。春节晚会的节目生产是人性化的、传统意义上的艺术生产，她以人的身心和谐发展为旨归。而游戏节目则没有心思跟“人”过不去，它所追求的是“金钱”，在节目生产上是物化的，以追求交换价值为目的。以《快乐大本营》为例，在节目运作上，《快乐大本营》以厂家的商业支持作为杠杆，曾经与深圳酒厂、华北制药厂、湖南梦洁床上用品公司等企事业单位频频合作。据有关人士透露，火爆期的《快乐大本营》，其年广告收入高达2000多万人民币。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选择上，游戏节目明显把后者置于前者之上，以熊熊烈火之势烧遍全国的游戏节目热浪，根本的驱动力就是这“经济效益”。——经济效益至上，交换价值至上，金钱至上！至于社会效益、人文价值、艺术水准则不在游戏节目的观照视野之中，那些由春节晚会等国家的文艺去管吧。这种对传统美学艺术生产的背弃，正应和了当代哲学家德勒兹和居塔里的“欲望生产”理论。王岳川为此诠释了这一当代社会的新图景，他指出，“欲望不是感到需要什么东西，也不是感到自己的对象的缺乏……欲望和任何生产一样，创造现实、人的存在的世界。欲望生产在产生个体同自然界和社会的深刻联系的同时，欲望生产也创造个体自身。”[3]如果春节联欢晚会是一种符合传统艺术生产方式的“生产性”文本，那么，游戏娱乐节目则是非生产性的、“消耗性”文本。游戏娱乐节目生产的本质是欲望生产，它生产欲望的节目，进而生产欲望的主体。欲望生产可以刺激人的好奇心、功利心，带来高收视率，高收视率则意味着大把大把的金钱。——所以，要“变着法儿地生产欲望”，这就是游戏娱乐节目的生产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