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02)05-0016-05 一、文化误读与审美效应 尽管人类的文化交流活动愈加频繁、广泛，乃至使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但是今天我们仍然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各个民族相互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一直是在文化误读中进行的。 所谓文化误读，指的是一民族文化在被另一民族接受的过程中，所出现的被误解的一种文化现象。它包括对该民族文化中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行为方式、艺术内容、审美趣味等多方面的误读。 文化误读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来自各个民族之间所存在的明显的文化差异以及相互间的陌生，另一方面又来自于各民族长期在本土文化中所形成的文化认知方式。应该看到，文化交流时代的到来，虽说解除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隔离机制，但是却难以改变不同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而人们恰恰又是凭借本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去接受异质文化信息的。也就是说，一个民族对于本土以外的各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总是习惯用本土文化所赋予的解读方式去接受之，破译之，用自己的独特“文化眼镜”去审视异域文化；正是这一因素的作祟，使得一个民族在接受异域文化时，往往做出在异族看来是离谱的，甚至是滑稽、荒诞的种种解释。 文化误读不仅影响着人们对于异域文化本质和内蕴的认识，而且直接影响和制约着人们对于异域艺术的接受和理解，直至影响到接受异域作品时所出现的审美效应。 我们知道，审美效应的获得，来自于审美主客体之间的双向逆反式交流，但是最终它要落实到在这种信息交流中审美主体所获得的综合、复杂的审美心理反应上来。审美效应乃是审美客体作用于审美主体之后，在主体心中所引起的联想、想象、情感、思维等多种综合性审美心理反应。但是，客体引起主体怎样的心理反应，不仅取决于客体，也取决于主体所具有的“先结构”，（亦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民族审美心理结构），取决于主体如何依照自己的“先结构”去解读、诠释艺术作品中的审美内涵。 任何艺术都蕴含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甚至体现着一种文化模式。而这些文化内容在文艺作品中具有着特殊的美学意义。在审美过程中，当人们按照本族文化心理结构和审美心理结构，对于裹夹着异质文化信息的异族作品给与新的独特解读，并赋予其特殊的文化意味的时候，也就恰好规定了由此产生的审美效应的走向、性质、强弱、规模，从而生成出多种复杂审美心理反应，形成了与接受本族作品完全不同的特殊审美效应。 二、文化误读中的证同审美效应 在文化误读中出现的审美效应形态是多种多样、极为复杂的，其中证同审美效应，应该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因为它不仅经常出现，而且常常被人们误解成一种“共鸣效应”。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对它进行一番认真探讨和梳理。 所谓证同审美效应，指的是审美主体在接受异域作品时，误以为异质文化审美信息所表达的是本民族的情思，据此，便将其引为“同调”，产生了一种“先得我心”的审美心理反应，并陶醉其中，从中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审美愉悦和心理满足。而事实上，作品表达的内容与接受者所理解的内容却往往大相径庭。因此，我们说它实际上是一种“证我之同”，是接受者单方面对作品的认同情感。在这里，我们可以把证同审美效应分为两种不同类型。 第一种证同效应，指的是在本民族内部欣赏者中得到肯定和证同的，能唤起本民族特殊情感的作品，在另一民族中也引起了一种肯定性的证同情感，不过，这是与前者截然不同的文化误读中的抒本民族之情的证同效应。而决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共鸣效应”。 那么，这种特殊审美效应又是如何产生的呢？从审美主体的接受过程来看，主体对于异质审美信息既有淘汰过程，又有吸收过程。审美心理结构如同一个过滤网，总是通过对于复杂信息的筛选，将那些貌似本土文化的，符合本民族文化追求的审美信息，硬性同化到本族的审美框架上来，从而组成新的审美图式。接受异族艺术的审美活动，就是将异质审美信息改造、同化成“同质”审美信息，从而实现审美主客体的双向对应交流的过程。另外，就审美注意来看，它有一个“指向性”特点，也就是说，在众多复杂信息中，它最容易指向自己所熟悉的，所感兴趣的内容上面，对于那些非常陌生的信息，则往往避而不顾；对于那些与本土文化完全相悖的信息，则加以排斥。如此一来，那些在异域欣赏者看来，可能是十分重要的，或是真正能体现异族文化艺术精神的一些审美信息，就在无形中被淘汰掉了；而那些主体感兴趣的被接受过来的审美信息、却不断得到了强化。这种审美注意的指向性和民族的亲合性紧密配合，互为作用，越是类似本民族的东西，越与主体有着亲合性，而越是具有亲合性的内容，也就越容易引起主体特别的审美注意。使证同效应不断被强化。这时，审美主体便开始借异族文化符号来抒发本民族的情感，于是也就产生了“证我之同”的感觉。 在对客观事物的认知方面就不乏此例——据载，光绪初年，一个叫刘锡鸿的中国使臣曾出使英国，后来改任中国驻柏林公使。两年间，他耳濡目染了西方许多现代文明的新鲜事物，其认知心理曾屡屡受到异质文化信息的刺激。但是这种新的文化信息的猛烈冲击，并没有使他改换一种思维方式，从西方现代文明的表层结构中发现和理解西方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精神；他更没有对西方发达的现代文明感到惊讶，恰恰相反，越是看到西方的现代文明，他就越是为中国的古代文化传统所感动，因为他将耳闻目睹的一切，都纳入到本国文化范型中来，用本土文化心理结构，用本族的传统思维方式去解读西方所有的文化现象。直至用中国尧舜孔孟的圣人之学去解读西方文化。于是，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西方种种先进的文明，乃是遵照中国的圣人之教的结果，西方文化之发达，是中国圣人之教的成功。因此，面对从未见过的西方文明，他反而深深陶醉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赞叹之中，他越是感受到西方文化的发达，就越是为中国传统文化所感动，由此，他再次得出结论：中国的孔孟圣人之教，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有效性。于是，对西方文化的感知和体验，变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咀嚼、品味、玩赏和深入体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