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的人民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必然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遭遇新的挑战、并在实践推动下不断丰富自己的理论内涵。近些年来，我们的文艺在同着人民的奋斗一道前进的同时，也出现了这样那样脱离人民的不良倾向。对这些不良倾向，人民群众强烈不满，理论界一些同志也发出了坚持人民性、克服不良倾向、推动文艺健康发展的呼唤。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呼唤引发的讨论中，出现了各种分歧意见、甚至否定人民性的意见，其中既有充满混乱的理论错误，也包含对时代新变化的困惑和思考，涉及到文艺人民性理论的基本立场和根本论点。认真分析这些意见，结合新的历史条件重新审视文艺的人民性问题，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文艺人民性理论、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无疑是有益的。 选择历史性的进步还是倒退？ 文艺的人民性作为一个理论命题，是俄国民主主义者提出的。但是，在中外文艺实践中，人民性是古已有之的客观存在，并在思想史特别是文艺思想史上积累了丰富的资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把文艺人民性作为自己有机组成的重要内容，当然是对中外有关遗产的继承，但同时又将这些思想资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加以清理、改造和发展。因此，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关于文艺人民性的理论内涵，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而绝不能以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未经改造的思想资料来解释或“重建”我们所提倡的文艺人民性。如果那样做，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向后作了历史性的倒退，就是在实际上取消和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但不可能正确理解文艺的人民性，而且势必陷入极大的理论混乱。 在近些年来关于文艺人民性的讨论中，有的论者正是以历史性的倒退来“重建”文艺人民性，并且认为，只有这样的“建构”才能“实现真正的人民性”。那么，这是怎样的一种“建构”或“重建”呢？ 有论者提出：“中国文学要建构真正的人民性，就必须引入公民性概念。公民是现代人的普遍身份，现代语境中的人民在落到实处时就是公民。真正的人民性既以公民性为始基，又以公民性为指归……只有学会以公民性为本位和尺度，中国作家才能找到建构文学的人民性的方向，创造出真正的人民文学。”① 一句话，就是要以“公民性”为方向和本质、为本位和尺度、为始基和指归，来诠释或“重建”人民性，也就是在根本上以“公民性”概念来消解和取代人民性。 论者提出这样的论断，有着怎样的理论根据和实际内容呢？他说：“弄清楚人民概念的内涵……不得不回到人民概念的源头，看看经典作家对它的最初定义。卢梭无疑是现代人民理论的创始人，其人民主权思想业已落实为现代社会的制度。他不是将暧昧的群集或狭隘的阶层当作自己思辨的起点，而是从每个个体出发建构人民理论。在他看来，人作为个体是生而自由的，自由的个体为了更好地生存，便订立契约，结缘为共同体，所谓人民，正是通过订立契约这个决定性的行为而诞生的。”论者由此断言：“将人民概念落实到具体处，我们看到的就是作为缔约者和主权者的公民……人民不是无个性的群集，而是联合中的公民……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什么底层人民和弱势群体，所有公民在人格和法律上都是平等的。”② 如此说来，他要用以取代人民性的，其实重点还不是“公民性”，而是“人作为个体”的“个体性”。此中意蕴，或许就是他借用惠特曼的诗句所表达的：“我说出太古的话语，我发出民主的信号”。 诚然，卢梭是值得我们尊重的。恩格斯说过：“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设想建立理性的王国，“并不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但是，恩格斯同时又指出：“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历史事实证明，“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理的和非正义的”。③ 看看今天西方“现代社会的制度”，或许是“业已落实”了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吧，但却远远不能说已经“没有什么底层人民和弱势群体，所有公民在人格和法律上都是平等的”。前不久，卡特里娜飓风袭击美国海岸，新奥尔良那些“在人格和法律上都是平等的”富人和贫民，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遭遇和命运。这个最近的事实，就充分暴露出在美国“现代社会的制度”下“所有公民”并不平等的冷酷现实。要从卢梭那里出发、效法西方式的民主，是很难“将人民概念落到实处”，也很难“找到建构文学的人民性的方向”的。 真正能够解放全人类的科学指南，不是卢梭等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思想理论，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也提出，要建立一个与“自由个性”相联系的“未来的联合体”④ 那样的理想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而实现这个理想社会，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工人阶级政党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长期的艰苦奋斗，包括进行激烈而复杂的阶级斗争、宏伟而艰巨的生产斗争等等。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卢梭的社会契约是苍白无力、迂阔无效的。很明显，在阶级社会里，人民概念恐怕既不能一概用“公民”概念来替代，也不能一举囊括整个社会的“每个个体”。例如在争取一个“光明的中国”的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中，人民群众喊出了“打倒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口号，难道当时蒋介石这个个体能够纳入人民行列吗？又如在西藏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前的农奴制社会，广大农奴当时就不是“公民”，而在我们看来，他们正是人民的中坚。就是在新中国，在人民当家作主并基本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阶级斗争仍然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敌对势力或分子决不在人民的阵营；即使在人民中也不存在社会契约般绝对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民中还有不同的阶层，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过程中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水平还存在差距，而人民民主也还需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取得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