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艺理论家，对文艺与美学范畴未曾建立体系性的学说。但他那蕴含着丰厚美学底蕴的文艺思想影响着新时期以后中国文艺的进程，对构建本体意义上的当代审美文化功不可没。 实践观融会价值观：催生审美价值多元化 同为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毛泽东和邓小平对艺术的审美特征和内在规律都有着深刻而独到的体会。他们在论及文艺的审美特征和规律时把它与社会政治的需要紧密地联系起来，在本质上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构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合革命目的（实现人的充分发展与彻底解放的有效途径之一）的美学思想体系，而邓小平更在新时期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根据新的形势创造性地实现了实践观与价值观相统一的文艺美学思想，完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美学思想的转型与超越。 在哲学层面，邓小平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重新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权威地位，丰富和发展了实践观，进而又提出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实现了实践观和价值观的统一，进而融入其文艺美学思想中。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词，祝词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基石，深刻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特征和发展趋势，指明了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任务和发展方向。 “文革”结束后，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进程中，矛盾发生转化，需要新的实践观和价值观引领国人实现富国强民的美好愿景，邓小平号召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共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提出：“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他对极“左”文艺路线对文艺事业的破坏深感痛惜，开始着手实现文艺的正本清源，指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对艺术规律的尊重得到了艺术规律的馈报。沸腾的社会生活复苏了审美主体的审美理想，审美客体绽放着无边的张力，宏观至无边无涯的大千万象，微观至心灵深处的惊鸿一瞥，文艺的春天杂花生树，异彩纷呈，文艺的生产、消费和批评机制不断健全。人们在新的时代里自由舒展，欢欣鼓舞地投身于创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洪流中去，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中需要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审美价值取向趋向多元化。邓小平因势利导，适时提出文艺要开放多元，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他强调：“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谈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使人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我国古代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 新“二为”：合革命目的美学思想的新拓展 我们说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同样，邓小平的文艺美学思想亦或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代形态”。 邓小平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思想，将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在新时期发展为“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如果说，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革命进程中产生的第一次飞跃，那么邓小平的文艺美学思想则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产生的第二次飞跃，完成了合革命目的的美学观向合新实践观与新价值观相统一的美学观的转换。 新的历史时期，文艺的功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文艺为人民服务”概括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活动的历史任务和根本目的，更完整地反映社会主义时代对文艺的历史要求，而且它也符合文艺发展的规律。邓小平指出：“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文艺在社会主义时期应为广大人民服务，这是文艺工作者们的历史责任，因为只有人民才是文艺的主人。而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范围变得广泛了，不仅包括工人、农民、解放军，同时也包括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和一切热爱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炎黄子孙，而文艺正是为这些人服务，表现他们，赞美他们。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调整是邓小平的一大创举。他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要求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这些闪光的具有思辨性的文艺思想不再继续提倡文艺从属于政治，而是提倡文艺要尊重自身的发展规律，这是符合新时期的历史实际的，有利于社会主义文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繁荣和发展。新时期20年文艺创作实践证明了文艺在尊重自身特殊规律，在不断提高文艺水平，提高创作技巧的同时，创造出了“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但在强调文艺自主性的同时，邓小平也提出了“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他深刻、全面地阐释在新的历史时期，文艺既不能成为政治的单纯的传声筒，同时也不能脱离与政治的辩证关系，针对创作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邓小平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提出了作家、艺术家在充分享受创作自由的同时，必须要有社会责任感。他强调对人民负责的艺术工作者必须“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这些精辟的论述解决了理论界所出现的一些混乱的思想问题，为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