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从文学批评到文化批评：一个简单的演变史 随着文学的又一个“世纪末”的来临，文学批评的泛文化化倾向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场关注也许会演变成为近年来所有的文化论争中最接近文学本身的一次。这或许与批评家们在象牙之塔之中的厌战不无关系，然而却也暗示了文学理论界在自身生命力越来越贫困的重压之下，尝试进行某种内在反思以自我调整的努力。——尽管，在这种努力的背影之下，被巨大惯性所控制的批评列车依旧隆隆向前。 泛文化批评在当下几已成统治性模式，它带来的一个令人不察的后果是，文学批评与文学批评家的“退场”正在被无形之中认同，甚至被合理化。批评家们纷纷以挑起、发动、参与文化论争为荣，他们就像那些忙于“走穴”的当红演员一样，在“赶场子”的忙碌中乐此不疲；而不少文学杂志也乐于充当扮演舞台的角色，以出让文学批评或文学创作为代价（注：进入1999年后，大多数的文学杂志——其中包话《上海文学》、《作家》、《收获》等“大腕”级杂志——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压缩了文学版面，而将多出的版面慷慨地赠予文化批评。这其中或有确如这些杂志所坦言的出于生存策略的考虑，然而更不能忽视的是，在这种“改版”或“扩版”的背后，更多的是以为文化批评推波助澜的方式，来使自己介入到当下文化运作的中心位置上去。），来换取所谓的“繁荣”。于是，我们便俨然进入了一个“消费话题时代”——从“后殖民”、“第三世界写作”到“女性主义”、“后现代”，从“人文精神”讨论到“新左派”＼“自由主义”的论争，从“市场经济”到“数字化生存”……我们不断地从一个话题转移到另一个话题，从一场论争到另一场论争。尽管没有一个话题被认真消化过，每个话题进入话语循环圈都只是昙花一现，然而这并不影响批评家们似乎永无厌足的良好胃口。为着维持这种“繁荣”，甚至产生了一个潜在的“话题制造业”，许多相关的批评家和文化杂志不无自得地承担起了小作坊的角色，源源不断地炮制出似乎永远没有穷尽的话题来，以供同行消费（注：这样做当然有莫大的好处，至少能够使自己处于话题“发明者”或制造者的有利位置，从而能够以文化中心而自居，获得优先性的话语权力。这或许是当下众多批评家乐于去寻找新话题的强大动力之一。）。因而，在这些话题论争中，参与者与对象或许会不断变动，然而惟一不变的就是批评家们俨然内行的神情与滔滔不绝的姿态。在话题的汪洋大海里，批评家畅游的姿势熟练而老到，他似乎训练有素，永远不知疲倦。然而，正是在这种表面的热闹与喧嚣中，文学与文学批评的苍白无力得到了有效的遮掩，以至被理直气壮地忽视。今天，还有多少批评家（包括我们自己在内）能够抵御住热门文化话题（它们就像是一些金光闪闪的金币，呼唤着我们去争夺）的诱惑，而默默地固守在自己日益寂寞的纯文学批评（尤其是美学性的文本批评）之途中呢？又有多少文学杂志能够避开文化潮流的暗中操纵，坚守自己的文学本位呢？ 当然，如果追根溯源的话，这种趋势并非始于90年代，甚至也并非始于80年代。 我们现代的批评模式乃是从本世纪初才开始成形的，在此以前，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有其一套固有的结构机制和运作范畴，而随着现代性转型的发生，在新的语境中，这套话语逐渐失效，取而代之的新批评话语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美学批评，即所谓的文学本体批评，另一是社会历史批评。二者的演变我们都知道，后者自20年代末期后，逐渐狭隘化为一种以被简单化了的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为核心的政治文化批评，并成为批评的主流，从而挤压、驱逐了美学批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社会历史批评之所以会在中国成为主导性批评，其实正与被打倒的传统不无关系。在古代，知识分子（“士大夫”）一向自幻为全社会的文化中心，他们站在知识的金字塔顶峰，面对构成沉默的金字塔基的大众发言，这种从文化中心行使知识权力的姿态，一向被视为知识分子的教化使命之所维系，因而他们之普遍投入文学或文学批评，并非出于对文学本体的兴趣，而是想为自己获取一张能进入文化权力中心的门票。在此，文学只不过是个工具或载体，其意义存在于它在被使用中所能达到的社会政治目的。进入近代之后，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尽管被解构了，然而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却一直没有被真正触及：文学依然是一个被“使用”的对象（注：这点我们从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对“新小说”的功能与意义的哪一段著名的论述中就可见出。）。尽管自“五四”以后，许多知识分子为文学的美学本体化作过不少艰苦的努力，然而这种努力到底敌不过文学一步步地向社会政治价值靠拢的趋势。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文学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中，“文学”之于他们只不过是个修饰成分，“知识分子”们所秉承的文化心态却依然是数千年的传统，即欲以社会的文化权力中心自居，做知识、文化、真理的代言人，做“群氓”的领路人和导师（注：钱穆对此有很好的论述：“（五四以后）四十年的努力，抵不过二千年的潜存文化……让我举出一个最显著的例，试问这四十年来的知识分子，那一个能忘情政治？”“……不肯先做一真实的学者，……却早自居为政治社会之领导中心，先自认为是新道统。 ”见《国史新论》， 台湾东大图书有有限公司，1981。）。文学便又再次成为他们达到这个目的的工具，因而，他们关心文学的即时功效远甚于关心文学的美学功能，这就是社会历史批评会发展成为狭隘的社会政治批评乃至纯政治批评的原因——因为政治乃是权力的最高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