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与变:陌生化与《文心雕龙》的殊途同归  

——陌生化理论与中国古代文论的比较文学研究之一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胜利(1969-),甘肃漳县人,西北大学文学院中国审美文化史专业博士研究生,陕西 西安 710127;甘肃联合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及审美文化研究,甘肃 兰州 730000

原文出处: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规范程序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衰败,文学艺术的价值就在于独出心裁的创新。艺术实践者们求新、求异、求奇、求变、求超越的趋势,正是形式主义陌生化理论极力宣示的本质内容。刘勰的《文心雕龙》在多个章节论及有关文艺演进的内容,认为“厌黩旧式,穿凿取新”的确是一种文艺创造的趋势。陌生化与刘勰都关注到文艺演进过程中“度”的问题。雅各布逊指出:“只有以熟悉为背景,不熟悉的才能被理解。”陌生化的目的是增加接受的难度,但绝不是拒绝被接受。刘勰指出:“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密会者以意新得巧,苟异者以失体成怪”。刘勰在《通变》中进一步给出了文艺演进的通则:“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并强调辩证认识“通”与“变”的关系。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3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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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744(2013)04-0095-04

      一 文学艺术活动的演进规律与陌生化理论

      按照通常的理解,文学艺术起源于人类劳动。鲁迅先生更认为,作为劳动号子的“杭育杭育”即是最早的文学作品,其流派也属“杭育杭育”派。即便是作为劳动的号子,也要不断地创造,不断地花样翻新。贡布里希则指出,即便纯粹的游戏也需要不断增加花样和难度,以避免单调进而获取游戏的满足。他甚至把这种现象叫作“有层次逐渐复杂”的过程[1]。而文学艺术发展、演变的过程也是一个与之极其相似的过程。

      任何一种文学艺术样式或者文学艺术创造,一经产生,无不显现新颖与鲜活,充满无限吸引力,经过无数的一代代作家的琢磨、推敲和开掘,使之逐渐走向丰满完备,最后达到或近于达到成熟的顶峰,也就是达到“体大虑周”的地步时,则不可避免要由顶点走向衰落。在这种情况下,艺术中的旧程序“随着不断的使用会变得僵化,结果是逐渐丧失自己的功能和活力”[2],“不再成为有效的东西,而习以为常的事物已不为人所注意逐渐成为无意识的东西;新的程序作为异端被提出,好像是进行对照,以便把认识从习以为常的无意识性中引出来。”[3]“规范程序到一定的时候就要衰败。文学的价值就在于独出心裁的创新。追求创新的反对矛头一般指向规范的、传统的、‘一成不变’的程序。”“衰败的、陈旧的、古老的程序令人感到是复活的残迹,已失去意义但任凭惯性继续存在的现象,活人中间的死尸。相反,新程序则以其超凡脱俗使人耳目一新。”[4]

      作为文化的独特样式的文学艺术,它们的发生、发展和演变有着与文化一样的大致轨迹。整个文学艺术的内部发展规律,说到底,就是一个背离——程式化——背离或者程式化——背离——程式化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陌生化”扮演着根本动力的角色。不管是对一个词的别致使用,或是对一种色彩的异想天开式处理,还是对整个艺术观的根本颠覆,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变化”“变形”“变异”“偏离”和“背反”,一浪推一浪地推进着文学艺术实践不断走向成功,不断走向深入,不断走向未来。也正是这些“变化”“变形”“变异”和“背反”,源源不断地为欣赏者提供着全新的审美感受和审美震撼,促使他们不断深入体悟人生,体悟世界,体悟生命的本质意蕴。

      艺术实践者们求新、求异、求奇、求变和求超越的趋势,正是形式主义陌生化理论极力宣扬的陌生化的本质内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说:“没有新的表现,便没有新的文艺;没有新的表现,便没有新的内容。而没有新感觉,则没有新的表现”[5]固定的模式,固定的方法,不变的刺激,种种机械重复早经文艺实践证明是造成“文学死亡”的根源,因此求新、求变、求异就成了文艺实践的永恒追求。“肯定创造、肯定变化、差异和多样性,反对公式化、单一化、反对‘榜样的力量’也就是具有进步的倾向性。与之相反,那些因循守旧,秉承统一的意志和使用规定的‘创作方法’制造出来的作品,以及提倡和肯定这些作品的理论,则具有封闭、保守、趋于单一的倾向性”[6]。也正是在这层意义上,俄国形式主义学者宣称:“艺术家总是使事物造反的罪魁祸首。”[7]

      我国学者王国维则说:“盖文体通行日久,染指遂多,自成陈套。豪杰之士也难于从中自出新意,故往往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8]

      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和人们接受事物的心理物理规律双重作用的结果,就是使得我们这个偏爱诗歌的民族,不断创造出四言、五言、七言、律诗绝句、词、散曲和小令等等一系列诗歌体裁。当唐诗的潜能耗尽之时,宋代诗学以议论入诗的风气,给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诗至清末衰微之际,一种此前不入流,被贬为“小说家言”的“卑不足道之体”——小说,勃然兴发。而当文言文日益与口语脱节,表明其不适于表达新观念新现实之际,白话文运动骤然兴起,在数年间,摧枯拉朽,风靡天下。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原有文学样式或文学创造的基础上求新、求异和求变的结果,在陌生化原理看来,仍然属于陌生化的功效。而陌生化的方法,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条途径是回归或复原,也就是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用歌德的话说就是:“不要说现实生活没有诗意,诗人的本领,正是在于他有足够的智慧,能从惯常的平凡事物中现出引人入胜的一面。”[9]另一条途径则是“暴力突破”,即发生根本的质变,也就是“狂飙突进”的过程。

      二 文学艺术活动的演进与陌生化“度”的问题

      在陌生化看来,“作家或艺术家全部工作的意义,就在于使作品成为具有丰富可感性内容的物质实体,使所描写的事物以迥异于通常我们接受它们的形态出现于作品中,借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延长和增强感受的时值和难度。”[10]变形,被视为艺术的手法,求新求异求奇被认为是艺术的普遍诉求。“变形”可以说是艺术的“铁律”,但是这里有一个度的问题。别林斯基在谈到典型时说:“每一个典型对于读者都是熟悉的陌生人。”[11]雅各布逊也指出:“只有以熟悉为背景,不熟悉的才能被理解。”[12]如果没熟悉的基础与前提,不熟悉就不能被理解,这也就是说,变形也好,背离也好,反拨也好,背反也好,都必须把握一个度,过了那个度,陌生化将陷入不可知的泥淖。马雅可夫斯基在《怎样写诗》中谈到:“当写出一首准备去打印的诗时,一个人必须考虑到印出的文本大致会怎样被人当作印出的文本而接受。一个人必须注意到读者的平均水平,一个人必须采用各种方法将读者的接受大致带到它的作者所赋予诗行的那一形式中去。”艾亨巴乌姆也强调:“艺术的生命力在于接受”[13]。陌生化的目的是增加接受的难度,但绝不是拒绝被接受。文艺家如果只一味求新求异或者不顾读者的实际水平,造成自己与欣赏者之间的过大距离,其结果是作品虽将广大读者从索然无味中拖了出来,却又立即将之推入迷雾之中。因此,旧形式不是被任意破坏或解构,不是彻底消亡,而是从中心变为边缘,从主流变为支流,从前景退到背景,从显在过渡到隐在。“任何一种文学中的继承,都首先是一场斗争,是对旧的整体的破坏,和以旧因素为基础的新的建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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