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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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哲学与文学》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1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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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世纪,哈姆雷特的名言“死还是不死?”曾名躁一时,而在20世纪取而代之的则是繁杂的科学公式。那么,面对异军突起的科学大发现,文学及其研究该何去何从呢?换句话说,文学本身有无发现呢?

      科学大胆寻求诠释,严格验证反证或反论。文学则更侧重于发明而不是筛选,侧重于想象而不是判断。这既是我们的长处,也是我们的短处。一方面,我们无需验证奥斯汀的生活态度与狄更斯,福楼拜,托尔斯泰有何不同,也无需验证其反论。事实上,我们也无从做起。另一方面,由于某些人看不到验证诠释的必要或反证的威力,科学在当今世界的久盛不衰理所当然地招致了一些非议,比如后现代主义文学就将之批评为“无非另一种记叙体”。

      诚然,英语系无法对知识作出突出贡献,也无法像科学那样取得日新月异的进展,便寻求另一借口——为人类的自由作贡献。但这借口未免有些站不住脚。当今有许多追求自由的方式,远比研究古董文学直接的多。事实上,仅仅揭示以往的偏见与压迫反而剥夺了人类的另外一种自由——想象的自由。

      我所在的英语系流行着这么一句话:愈早摆脱艺术概念愈好。我倒觉得:愈早回归到艺术概念上去,愈能点燃文学发现的激情,愈能寻求彼此间的异同,及其与科学的互补关系。

      视文学为艺术并不需要对古人顶礼膜拜。如20年前的奥克兰市有这么一幅街景:轧光机上贴着一副照片,前景是海滩,一个火山渣河堤,还有一个小跑的男子。照片层次分明。河堤上用喷漆写着一行高2英尺,长30英尺一则启事:“回来吧,拉尔夫,只是一场皮疹”。

      读者当场就明白了。这里,读者似乎并不需要什么“发现”,和困难重重的科学发现不同,要么一闪即逝,要么没什么感觉。但对于笔者,情况则截然不同了:他运用了真正的发现。他(她)利用情景与媒体的差距,仅花8个单词或9个音节,就向我们传达了一个刻骨的爱情故事,一场严重的误会及付出的代价,杜撰了一个奇特的笑话。他一定仔细权衡并调整了措辞与预期的读者反应,以达到简洁,和谐与流畅的效果。

      一般人可能以为讲这么一个笑话容易之至,可要弄清读者何以瞬间就能读懂故事及笑话却并非易事。因为这里从头到尾只有8个单词,且没有任何杜撰或好笑的迹象。

      记叙位于文学的中心地位,但读者何以能借助很少的暗示填补空缺,乃至推想意境,却是文学研究几乎未曾涉足的。

      现代脑科学研究表明:人类与其它动物在感知世界的同时也在进行多种归类。随之便产生了意识。到了一定时间,语言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语言的产生使得一系列事情成为可能:追踪部落其他人,描绘景色,以及参与者可能的想法。记叙引发了一场认知与文化的大爆炸,从而成为我们描述、解释世界的主要方式,并最终使我们以记叙的方式来理解事物。

      在上例中,读者立马就作出了临时判断:这是一幕性爱的情景。还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的大脑就作了充分的准备,特到读到颇具文化色彩的细节词rash时,就其义自见了。

      事情似乎不止与此。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明白其可笑之处,笔者及其用意。仅仅说发现了好笑之处才笑似乎说不通。究竟我们为什么觉得好笑呢?又有什么好笑的呢?

      微笑大概起源于灵长目动物逃脱攻击的一种呲牙咧嘴的松弛动作。我想补充一点:笑可笑之物也同样源于对紧张(即瞬间的威胁暗示)的放松。当结果与期望相反时,当不一致未解决并构成潜在危险时,突然间警报解除了,原来危险根本不存在。上例在千分之一秒间似乎是一个寂寞无助的女子的绝望呼唤,但读者很快就意识到她决不可能如此招摇地将自己的隐私公之于众。事实上,她根本不是笔者,而是某无名者为之。

      另外,如果我们能认识到把文学与人类科学,尤其是脑科学联系起来,那么科学反过来也必定受益于文学。因为优秀的作家常能深刻地洞悉人类行为规范,并用最少的文字取得最大的效果,以唤醒这种行为,从而为研究人类大脑打开了一个新视野。而所有这些无论是通过实验室,或是一般实践都无法做到的。他们的工作理当为脑科学研究提出新的挑战,等待验证。

      以上,我顺手拈来一则启事,用以展示文学想象的丰富性。可能有些人觉得该例有些俗不可耐,下面,我以莎士比亚的哈剧为例,展示文学的发现性。

      诚然,关于莎翁及其剧作的发现很多。但我觉得,当数他所处的问题环境最为引人注目。哈剧源于12世纪丹麦的一个王子复仇记。到了1580年,该剧早已支离破碎,参考文献更是少得可怜。正是莎翁力排万难,运用一系列的排比与对比,挖掘意识的复杂性,探索理智与情感之间此起彼伏的冲突与和谐,把哈姆雷特分毫不差地嵌进去,并最终将之改编为一部惊世之作。

      莎翁从不间断地提炼资料。在原剧中,林中女子用以引哈姆雷特上钩,如若他抵制不了诱惑,那么正如朝廷所期望的,就原形毕露了——真疯还是假疯。后来有一幕毫不相干的剧景——哈姆雷特在后宫质问母后时刺死了一个窃听的大臣。该大臣在剧本中统共占了一小段的位置,而莎翁则将其变为林中女子的父亲,并在其临终时赋予他一大段台词。他还为其安排了一个儿子,替父报仇。另外,该大臣在该剧中一改趋炎附势之作风,拒不同意女儿与哈姆雷特相爱。这在当时的英国,可谓是奇闻。

      哈姆雷特的人格塑造也颇为惹人瞩目。他对赫拉提奥及将士们欢迎词抑扬顿挫;虽身心沮丧,却积极响应各等人次,并对Rosencranta和Guildenstern的鹦鹉学舌与傀儡行径嗤之以鼻。莎翁将资料来源进行一幕幕的加工,使我们得以窥见他当年的文学发现过程。他塑造的哈姆雷特深沉、审慎、难以琢磨,却又如此神秘。哈剧提供给我们的不仅是个性的丰富展现,更是意识的浩瀚广博。在这一点上,当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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