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存在论　　

      开展新媒介文艺研究是对电子媒介、数字媒介文化及其文化语境中文学艺术发展现实的理论回应。西方半个多世纪和中国(包括台湾)二三十年的新媒介文艺批评、文艺理论探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不过，其中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的问题也需要正视。广度有余主要是指它横向跨越了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艺术学、文学、美学、数学、物理学、生物学、计算科学等多门社会学科、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而形成了研究范围较广的特点；深度不足主要在于缺乏必要的哲学基础。实际上除了欧美学者本斯、兰道、曼诺维契、汉斯、瑞安等和中国大陆、台湾更少数理论家的理论深入到了哲学层面外，多数研究只停留在上述具体多个学科的交叉或文化研究层次。然而，如果我们不想落伍于步步逼人的新媒介文艺生产现实，如果要把新媒介文艺研究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就不能仅仅止步于目前只有广度而缺乏深度的研究现状。这就首先需要为这一理论的研究与批评确立坚实的哲学基础。

      当然，根据不同理论取向，新媒介文艺研究可以选择不同的哲学基础。但在诸多可以选择的哲学基础中，媒介哲学应首当其冲。而就媒介哲学内部而言，也因理论背景和把握方式不同会形成不同的理论范式。相对于“媒介认识论”、“媒介本体论”等传统形而上学框架下的哲学范式，我在后形而上学背景下提出“媒介存在论”。如果说，媒介认识论、媒介本体论也都可以作为新媒介文艺研究的哲学基础，那么，媒介存在论就应该成为更根本的哲学基座。

      一、理论语境

      20世纪媒介哲学的相关讨论和传统哲学本体论向现代哲学存在论转型的理论研究，构成了媒介存在论提出与研究的直接和主要理论语境。

      媒介哲学(Media Philosophy)提出于20世纪后半叶，但关于这一哲学的思想观念早就蕴含在弗雷格19世纪末开创的语言哲学和20世纪上半叶卡希尔等人的符号哲学之中了。无疑，语言和其他表意符号是人类重要的传播媒介，关于语言和符号的哲学思考自然属于媒介哲学的思想范畴。语言哲学和符号哲学的一个有影响的观点认为：人类的语言和其他表意符号作为文化的产物，先于个体而存在，它积淀着人类的传统文化、心理经验和思维方式，任何生命个体都无法逃离他被抛入的由语言、符号形成的意义世界，并无法选择地接受它的影响甚至决定。卡希尔不无夸张地说：“人是不断地与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应付世界本身。他是如此地使自己被包围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话的符号以及宗教的仪式之中，以至于除非凭借这些人为媒介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卡希尔33)。这样，作为人表达和掌握意义系统范畴的语言、符号及其与世界的关系，应成为比17世纪哲学认识论转向中确定的“人是否可以认识世界”问题更具优先性的哲学研究主题。就像弗雷格晚年所感慨的那样：“哲学家的一大部分工作就是……与语言作斗争”(Frege 270)。这种哲学思潮发展到了20世纪中后期，就形成了人们常说的“语言学转向”。

      20世纪末，莱因哈德·马格莱特(Reinhard Margreiter)、赛贝尔·克莱默(Sybille Krmer)、马丁·西尔(Martin Seel)、迈克·塞德博思(Mike Sandbothe)等西方学者较早在理论上将语言哲学、符号哲学思想扩大到了对更广泛的媒介的思考上。在马格莱特看来，当代关于媒介的哲学研究“再次成为了认识论、语言文化哲学、人类学和精神理论的核心问题”，他明确打出了“媒介哲学”的旗号，“由于媒介的特质使媒介成为了决定人的心灵的内部而非外部力量，媒介哲学要比所谓的专业领域的哲学更具有阐释能力。”克莱默倡导“媒介批评转向”，她认为语言哲学、符号学哲学中关于语言、符号的本体性功能也适用于一切媒介，即“我们关于世界所知、所思、所说的每件事情都是依靠媒介才变成现实中所知、所思、所说的那个样子。”因此，今天媒介哲学应该是语言哲学的继任者。西尔持明确的“媒介认识论”观点，他认为，媒介在我们和世界之间制造出了一种“我们进入世界的普遍居间性模式”，“这不仅因为我们允许被我们了解的媒介所决定，而且允许我们被各自了解的对象所决定”(Sandbothe 13-15)。塞德博思标举“实用媒介哲学”(Pragmatic Media Philosophy)，认为沿着语言哲学一线下来的“理论主义的媒介哲学”大多注重的是符号传播的内部机制，而实用媒介哲学强调的则是媒介技术传输的外部领域，它从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出发，关注媒介影响社会的政治功能，“正是这种外部领域的媒介—政治的形塑作用，是影响感官感知和符号媒介传播过程的中长期变化的核心要素”(Sandbothe 83)。

      在此，还必须提到欧美“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研究。该派理论家包括埃里克·阿尔弗雷德·哈弗洛克(Eric Aflred Havelock)、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沃尔特·翁(Walter Ong)、约书亚·梅洛维茨(Joshua Meyrowitz)等。媒介环境学通过对语言、文字、机械印刷、书籍报刊、广播影视以及传媒机构等媒介、媒体的广泛研讨，得出结论：媒介不仅仅是外在于我们的工具，更是在我们周围形成了人身处其中的“媒介环境”，具体表现为“感知环境”、“符号环境”和“社会环境”。在多重的媒介环境中，“我们建构关于我们信念之中世界的概念或理念，这个世界就是我们‘认为’或‘了解’的世界”(Lum 30)。尽管媒介环境学没有标举媒介哲学的名号，但它关于媒介及其与人、现实世界关系的看法和媒介哲学家们的主要观点基本一致。严格说来，由于媒介环境学的研究更为广泛、深入和细致，许多媒介哲学家往往是从媒介环境学的研究成果中获得灵感和资源，来建构媒介哲学思想的。如他们对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翁的“原生口语文化”、爱森斯坦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等理论观点的借鉴、发挥和为我所用式的阐发，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