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义的读者

作 者:
南帆 

作者简介:
南帆,福建省社科院文学所

原文出处:
文艺理论研究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0 年 08 期

关 键 词:

字号:

      多年以前,我曾经在一篇论文之中问道:读者是什么?——这个设问甚至成为那篇论文的标题。裁判者?消费者?无知的庸众?启蒙的对象?美学意义上的历史平均数?总之,“读者”并非一个毫无歧义的概念。

      据说,某些先锋作家决绝地宣称,他们从来不为读者写作。他们的伟岸个性无法迁就凡夫俗子。当然,这方面的夸张之辞没有多少理论防御能力。这些作家赖以写作的语言业已事先空出了读者的位置。种种复杂的文学修辞无形地围绕或者制造读者的位置。话语之中的第一人称“我”业已暗示了“你”——话语的接收者——的潜在存在。叙事话语之中隐匿的叙述人仍然是一个拥有读者的叙述人。所以,即使作家援笔疾书之际没有考虑读者的存在,读者的图象已经不可分割地镶嵌于语言之中,正如瑙曼所说的那样,“在写作活动中起作用的读者只具有一种理念的存在形式。”(注:瑙曼《作者——收件人——读者》,《作品、文学史与读者》,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125 页)如果读者已经是文学的语言成份之一,那么,作家与读者的关系始终没有中断。

      然而,这仅仅描述了文本内部隐含的读者。作为某种社会关系的主体,相对于作家的读者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艺术社会学阐释。事实上,作家与读者的关系还包含了二者之间的认同与制约——这一切可能在既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之中形成。人们必须意识到,不同的历史文化环境曾经为二者拟定了种种相异的关系模式。现有的资料可以表明,原始初民不存在“作家”或者“读者”的身份意识。如果文学和艺术是一种纵情自娱,如果人人都可以自发地提交作品或者享用作品,那么,作家与读者彼此不分。二者的分野发生在历史性的社会分工之后。新的历史文化打破了原始的混沌。这时,作家与读者的相对方式始终是历史文化的产物。社会分工的意义上,作家的指定位置在哪里?这种指定位置同时决定了读者的相对姿态。不同的历史时段,作家与读者可能是平等的对话者,可能是传播神谕的牧师与虔诚的信徒,可能是御用文人与显赫的主子,可能是谋生的艺人与临时的主顾,如此等等。现今,作家与读者的关系似乎陷入了某种紊乱,二者均认为对方没有到位。这表明,作家之为作家、读者之为读者的既定身份解释正在瓦解。在我看来,这种重要的迹象某种程度地预示了历史文化环境的巨大交替。人们可以从这种紊乱之中察觉种种深刻的文化冲突。这里,我想利用作家与读者之间两种典型的关系模式阐述一系列不可忽略的转折——文化导师与庸众的关系模式: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模式。

      文化导师无疑被视为时代的精英。他们负责阐述某一个时代的基本价值,并且以领袖的姿态传播种种重要观点。他们在文化舞台上享有巨大的权威,他们的观点应者云集甚至万众景从。文化导师的著作通常被视为经典。读者敬佩地仰望经典的高度,接受经典的训诫。许多时候,读者无法洞悉经典的全部奥秘;但是,他们愿意潜心苦读,从中获益。读者从未觉得,玄妙不解是他们拒绝经典的理由——他们宁愿认为,无法追随文化导师的思绪只不过表明了自己的低能。读不懂《论语》或者读不懂《圣经》,遭受贬斥的只能是自己。

      文化导师及其经典通常与读者保持了一段距离。这时,众多的注释家与教师竭力填补这一段距离。他们告知读者经典的种种隐秘而深刻的涵义,有意无意地充当文化导师的代言人。一些人嘲讽地说,艾略特的《荒原》或者乔依斯的《尤利西斯》竟要召集一个教授班子为之作注,这种文学的意义更像是折磨人。然而,这无宁说是经典的待遇。一旦经典的资格得到确认,读者就必须为了宝藏而求索打开大门的咒语。文化导师与庸众的模式之中,后者没有抱怨的权利。当然,传授经典的同时,经典的传播体系也逐渐形成。无论是古代的书院还是现今的大学体制,传道、授业、解惑无不以经典为教材。这些机构是传播经典的社会网络。换一句话说,文化导师与庸众的关系模式和既定的教育体制密不可分。

      不言而喻,这种关系模式背后隐匿了一个市场机制。相当多的经典著作明码标价地出售,人们不得不出资购买。考虑到经典的历代流传,它们的销量总和超过了许多普通读物。然而,至少在理论上,这种市场的形成并非经典的正面目的——这种市场无宁说是某个时代基本价值的传播而出现的附带产品。这种市场没有考虑资金的回笼速度,经典的作者——亦即文化导师——往往享受不到市场利润的回报。经典的确认必须经历几代人的鉴定,作者的有生之年多半等不到经典证书的颁发。对于文化导师说来,盈利仅仅是微不足道的动机,甚至不予考虑。他们更像是献身于他们认定的基本价值。殚精竭虑的思想探索,呕心沥血的著述,反复辨难,字斟句酌——不论最终是否被市场所接纳,经典的创作并没有考虑如何投合市场机制的运行。浪漫主义时期,“文化”甚至被视为市场的对立因素而存在。正像雷蒙德·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之中指出的那样,某些艺术家不甘于被描述成市场商品的生产者,他们还将自己描述成具有特别禀赋的人;他们力图充任的是导航的文化导师,他们身上保存的正是遭受市场和工业文明威胁的“某些人性的价值与能力。”(注: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