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8日德里达的去世，意味着法兰西最后一位大师的离去，也意味着思想界最后一位大师的离去。作为一位最有争议的大师，德里达的思想直到他离去也没有被人们真正搞清楚。近年来，人们乐于发出“解构主义过时”一类的论调，就这一问题，我特地在今年夏天的中外文艺理论年会上问过米勒，米勒的回答当然不负众望。他肯定地认为，解构主义没有过时，只是解构主义的思想已经化作一种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方法在当代学术研究，特别是文化研究中起作用。事实上，我在回答其他人的质疑时，也是像米勒一样回答。答案同样是肯定而不容置疑的。看看当代理论和批评走过的历程，如果没有解构主义几乎不能设想这种历史还能发生。解构主义滋养了美国的文学批评，这才有80年代的批评的黄金时代。踩在后结构主义肩膀上的文化研究（以及西马的批判理论、后殖民理论、全球化理论、女权主义等等），把自己想像成一个文化巨人，正在不顾一切地吞噬当代文化的所有现象。这个拉伯雷式的巨人早已数典忘祖，以为文化研究自成一格，拥有拆解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现实的精锐武器。然而，只要去除掉后结构主义的那些理论术语，那些思想方法，特别是解构主义打下的思想基础，文化研究还能剩下什么？批判理论还有多少锐气？在解构主义几乎被淹没和遗忘的历史时刻，我们真的为趾高气扬的文化研究和各种批判理论惭愧，也为德里达打抱不平。解构主义几乎是一夜之间就被抢劫一空，在70年代的大学讲坛上，人们只要掌握了几个词汇就自以为得其精髓。现在，解构主义似乎变成常识时被人们封存于健忘症的角落。但是解构主义在中国无疑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总有一部分人对解构主义痴迷不已，正如总有一些人对解构主义怀恨在心一样。解构的思想令人着迷，因为它使坚硬的威权化的真理体制发生动摇。在中国，个人的言说依然十分困难，根本在于人们对真理在场崇尚兴致有增无减。解构使微弱的表达可以冲破强硬的秩序规范，也使表达显得复杂微妙。不说出真理的权力保留着对真相的向往，这就使言说处在路途中，处在行进中。解构在中国与其说是一种有效的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有效的策略。这是一种类似葛兰西式的游击战的方式，游走于当代思想的各个裂缝和边缘场域，始终提醒人们注意被遮蔽的真相。正因为此，祭悼德里达，是祭悼我们已逝的当代话语变革的历史，也是祭祀召唤我们重新出发的幽灵。 一、德里达的思想及在中国的简要传播史 1966年是德里达声名鹊起的时间标记。这一年的10月份，德里达在美国约翰·霍甫琴斯大学举行的“关于人类诸科学的批评语言”为主题的结构主义年会上做了题为《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的发言，这个发言显然令大会吃惊不小，在结构主义盛行的时代，德里达却向结构主义发起了猛烈攻击。解构主义也许在这个时刻作为一种理论、方法和哲学思想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据说在这个会上，德里达的言论激怒了拉康，与保罗·德曼结下不解之缘。从此，德里达开始了他在美国学术界风起云涌的影响作用。他在霍甫琴斯大学和耶鲁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由此产生了耶鲁解构主义“四人帮”（即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杰弗里·哈特曼、汉罗尔德·布鲁姆）。当然，这个学派内部并不是一团和气，他们之间的分歧也不小。 在整个70年代，德里达的影响自美国向欧洲延伸，法国的思想家向来是墙里开花墙外香，而后再杀回法国大陆，成为一代大师。德里达的影响由哲学向文学和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发散，他成为引用率最高的哲学家，解构主义理论成为改变人文学科的观点和思想方法的最有活力的资源。 德里达的思想深奥复杂，怪异多变，解构主义历来拒绝被系统化和理论化。因而，试图从整体上以理论系统性的方案来解释德里达是困难的。尽管德里达的解构理论的一整套策略繁复多变，但其宗旨却是明确的，那就是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在德里达看来，并没有终极的真理，那些绝对的存在、起源和中心，那些优先的等级，都是人为的设计。德里达早期的重点是在语言学的系统内展开他的解构理论。德里达的解构方法论活动集中通过“延异”这个概念加以展开。他把“延异”作为符号的根本特性，并且作为任何思想体系内部的活动准则，它几乎是无所顾忌地预示了文本作为一个全新的活动领域所具有的无限可能性。在德里达看来，符号是指涉的结构，在这里没有纯粹的自我意识，只有延异显示自身。因为符号被自我界定，因此这个“自身”反对自身的概念就在哲学与解构之间确定一个枢纽：符号的伸延就是促使它超过自我界定的边缘。 德里达一生著述甚丰，多达几十种。他在六七十年代的代表作有：《论文字学》、《写作与差异》、《立场》、《边缘》等。80年代后德里达的文风变得更加诡秘，向着片断化的文学批评发展。70年代的《丧钟》就初露端倪，后来的《明信片》(1980)，《近域》(1986)，《有限公司》(1990)，《马克思的幽灵》(1993)等。当然，90年代德里达的写作却又更多现实内容，特别是近年的思考更具有人文历史内涵。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确实很容易被看成是不问现实的语言文字游戏，实际上，德里达的思想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他的理论方法也被看成带有很强的学术政治性。德里达本人也不断介入校园内外的政治。1968年五月风暴期间，他完成《人类的末世＝目的》的论文，显示出他对政治的参与热情。他对反体制的任何行动都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在这方面，他的那种勇气和彻底也令人钦佩。1981年12月末，德里达在布拉格机场因为“毒品非法交易”被捷克斯洛伐克当局逮捕，这显然是捷克政府玩弄的政治阴谋。由于德里达到捷克会见反政府的“宪章七七”成员，激怒了捷克当局，他们不惜派几个人潜入德里达居住的旅馆，把毒品暗藏在德里达的手提箱里。当局对德里达拘留了24小时，进行了各种人格污辱，德里达始终没有屈服。最后由于密特朗总统和法国政府的干预，德里达才被释放。德里达没有停息过对那些反抗强权的各种活动的热情支持，他从不敷衍了事，经常为此写作论文和发表文章，亲临现场参与活动。1983年，在巴黎举行的以“否定南非种族隔离政策为主题的国际美术展览中”，德里达参与这项活动，并做了积极发言。德里达一直是纳尔逊·曼德拉的支持者，1986年，他出席《为了纳尔逊·曼德拉》一书的新闻发布会，他发表文章声援曼德拉，那时曼德拉还在监狱里。他长期声援阿尔利亚知识分子国际委员会，当非洲裔美国记者阿布·杰马尔蒙受不白冤而要被判处死刑时，德里达也是少数几个坚决的支援者。也许与他作为一个犹太裔的知识分子身份有关，他始终关注处在困境中的知识分子，尽他的能力奔走呼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