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艺术终结论”相连带的是“文学终结论”。由“文学终结论”又衍生出了“文学性的蔓延”、“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文学的危机”等一系列人们论争的命题。本文试图清理其中核心的理论问题，以助于理解“文学终结论”及其理论意义。 一 把“文学终结论”这一文论话题引入中国，并产生极大影响的是美国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1997年，他的《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王逢振编译）一文发表于《文学评论》第4期。文章指出，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新的技术正创造着新的生活方式和感知方式：“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花越来越多的时间看电视或看电影。现在甚至出现了从看电视或看电影转向电脑屏幕的迅速变化。”文学在旧式意义上的作用日益萎缩，这必然会影响到文学和文学研究。2000年，在北京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希利斯·米勒再次就此命题作了大会发言，并在《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发表了《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这一长篇论文，详细阐述了“文学终结论”的观点。希利斯·米勒的核心观点是：“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的存在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文学只是符号体系中一种成分的称谓，不管它是以什么样的媒介或者模式出现，任何形式下的大学院所共同的、有组织的、讲究实效的、有益的研究都不能把这种媒介或者模式理性化。”实际上，他的这一论断不过是对其精神宗师、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相关论点的进一步阐述而已。这篇论文在我国引起了普遍关注并引发了激烈讨论，比较文学界和文艺理论界的学者都不同程度地介入了这一问题的论争，于是，“文学终结论”便由一种来自西方的学术资讯延伸为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局势的学理判断，并且成为重要的学术前沿话题之一。 对于文学被说成是“终结”了并让位于图像的说法，童庆炳撰文表示质疑，认为这是一种“媒介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文学终结论”的观点过于极端和武断。因为，文学和文学批评存在的理由在于人类情感表现的需要，以及对文学的美的追求，而不在于媒体的变化；此外，文学边缘化并不意味着文学退出了历史舞台，只是与先前作为“时代晴雨表”的主导地位相比，不再那么显赫而已——这实际是文学的一种常态，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理由把这理解为文学的终结。童庆炳进一步指出，文学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审美场域，这一独特的审美场域的奥秘在于文学语言之中，“文学语言所构成的丰富的整体体验，不是其他的媒介可以轻易翻译的”；文学语言所传达的“味外之旨、韵外之致，那种丰富性和多重意义，那种独特的审美场域，依靠图像是永远无法接近的”。① 李衍柱认为，“世界图像”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不是世界悲剧的来临，而是人类文化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使各民族的文学艺术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更多的“自由时间”，也有益于提高读者（观众）的审美素质和鉴赏水平；“世界图像”的创制和普及，并未改变文学存在的根本前提，即需要文学和创造文学的主体——人；“文学的发生、发展和它未来的历史使命，始终同语言共生共存，语言与审美意识的产生和存在，是文学之所以产生和存在的重要前提”。② 金惠敏认为，由于“中国化”和“国际化”间的“语境差异”，我国的文论界误读、误解和误批了《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为此，他撰写了《趋零距离与文学的当前危机——“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学和文学研究》一文，试图重新解读希利斯·米勒提出的理论命题。该文指出，人们没有充分注意到希利斯·米勒情感态度及其理论见解的悖论性，对于希利斯·米勒何以断言文学和文学研究走向终结的理论和根据的把握也不够深入，电信技术高度发展所带来的图像网络文化的冲击不过是表层原因。为什么发达的电信技术必然会带来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危机呢？金惠敏以“距离”说为线索，试图探寻出“文学终结论”的深层根源，以解析希利斯·米勒悖论式理论命题的复杂意味，而不动声色地将“文学终结论”置换成了“文学危机论”。在他看来，文学是以“距离”为必要前提条件的，电信技术的发达，造成了人与对象之间的“趋零距离”，这才构成了对于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威胁，带来了文学的危机。③ 金惠敏把“文学终结论”的理论命题还原到了国际理论语境，还原于希利斯·米勒和德里达自身的理论思路，其阐释富有理论张力和启示意义。 赖大仁也解读了希利斯·米勒的文学研究“终结论”。他认为，米勒看到了当今文学和文学研究所发生的根本性转向，即传统意义上的、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正转变为一种越来越成为混合体的新形态，而传统的文学研究（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而展开的研究），在全球化时代已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正转向混合型的文化研究。④ 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而言，它在本质上是更依赖于距离。这里的“距离”可作两种理解：一是物理性的、时空意义上的距离，这种距离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语言媒介的传达方式中产生的；二是表现在文学的内在精神的层面，即人的心灵对于生存现实的想象性超越——文学的世界是一个超离于我们生存的此岸世界之外的一个彼岸世界，正是这种距离的存在，才使文学成了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只有把文学的语言‘陌生化’距离与精神审美的想象超越性距离统一起来，才能形成对‘文学即距离’命题的完整理解。”正是这两种意义上的“距离”的消失，才使当前的文学存在着危机，不仅是“文学性”的危机，更是“文学质”即文学精神的危机，这实际反映了人现实生存的片面性与精神匮乏。为此，赖大仁激烈抨击了文学的图像化，把它当作当代社会生活存在的问题在文学上的彰显，视之为文学危机的根源。⑤ 不过，他同时又指出，文学及其文学研究是否走向终结，未必由某些现实条件（如电信技术）所决定，重要的是有对文学与人的生存之永恒依存关系的深刻理解，有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坚定信念，以及与时俱进、顺时变通的开放性态度。这样就有可能使文学和文学研究绝处逢生，获得新的生机和开辟新的前景。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