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解放理论在张扬动物权益、反思人与动物关系之文化传统方面功不可没。不过，若从人与自然而不仅仅是人与动物的关系角度来考察，动物解放的理论视野之相对狭隘也是显而易见的。动物仅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界还有许多事物值得人类去关注，比如植物。但由于动物解放理论把感知能力作为立论依据，而植物据说不具备感知苦痛的本领，因而也就没有滥施同情的必要。 比较而言，生态主义的理论视野更见开阔，由于这种理论将万物放在自然整体的背景下来看待，其对动物的态度显得更为圆融、成熟，关于动物地位（包括道德地位）的理解亦更为合理。 美国著名林学家、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提山了“大地伦理”的构想。他认为，以往的伦理观念是处理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现在到了需要一种处理人与大地关系的新的伦理学的时候了。利奥波德的“大地”概念，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在他看来，大地是一个共同体，人和各种生物、自然物，同为这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的成员，所有生命物种，没有谁能单独生存。在生态学的视野中，自然界没有尊卑等级的差别，人和大地是伙伴关系，人类不该也不能成为大地的宰治者。“大地伦理”就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 生态思想对文学的影响深刻而广泛，具有独特审美追求的生态文学很快引起广泛关注，特别是一些具有科学研究经历的人士参与到创作中来，更使生态文学声誉雀起。例如著名的美国学者雷切尔·卡森，就是作为生物学家用文学的形式关注着生态问题，她的《海风下》《我们周围的大海》《海的边缘》，特别是《寂静的春天》等作品，受到热烈欢迎。加拿大作家法利·莫厄特也是以科学家的身份，对加拿大北部瘠地的生命与环境关系进行了多年考察之后，写下了一系列生态文学作品。 动物是自然的组成部分，动物与人生命形态类似，外加描写动物的文学传统，这些因素使得动物形象在生态文学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由于生态理论为作家们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思想高地，生态视野下的动物形象，具有崭新的意义和内涵，对人们的习常观念造成的冲击是震撼性的。在以人为宇宙目的或中心的西方文化中，有关价值、善恶等问题，已然形成一整套完备的体系。像自然万物一样，动物的价值是相对于人而言的，于是就有了益鸟、猛兽、害虫这样的区分。生态思维则不从某个物种的利益出发，而以整体的、系统的观点看问题。所以当把动物放在生态视野下叙述的时候，关于动物的传统的价值观念、善恶标准等等，必然动摇而被重新思考。比如狼。人类文化中，狼声名恶劣，尽可诛杀。莫厄特的纪实小说《与狼共度》的写作起因就与加拿大政府剿灭北极狼的动议直接相关。小说把狼放在植物——驯鹿——狼构成的食物链的整体系统中来描写。北极狼的主要食物为驯鹿，但前者的捕食并不对后者的种群数量构成威胁。与人们的认识相反，狼从不肆意滥杀，它们总是在自身食用限度内捕食，“一当围猎成功，狼就不会对其他的鹿再加捕杀，直到它们的食物消耗得干干净净后，在新的饥饿迫使下，才重新开始猎鹿。”与人们的认识不同的另外一点是，狼并不到处流浪而有着固定居所和捕食范围，当驯鹿季节性迁徙时，狼就捕食河里的鱼以及数量极丰的旅鼠、黄鼠。所以狼有着多种食物源而并不单纯以驯鹿为食。有节制的捕食体现的是狼的生存智慧。狼是食肉动物，捕食其他动物是其天性，从生态角度看，狼的捕杀造成的驯鹿个体生命的毁灭，也不意味着恶，换言之，对被捕食者的种群整体而言，狼所带来的并不总是负价值，因为狼的猎捕对象是那些老弱体虚者。狼的这种捕杀习惯，客观上促进了驯鹿种群优化。因此，驯鹿喂养了狼，又正是狼使驯鹿保持健壮，如果没有狼，驯鹿也无法存在，因为衰弱将在驯鹿中蔓延，所有的驯鹿都将死绝。把这样的理解推及整个生物圈，地球上所有物种大概就是在这种竞赛似的过程中协同进化的吧。此外，正是狼的捕杀有效控制着驯鹿的数量，限制着驯鹿种群不致庞大到毁灭脆弱的瘠地植物的地步。所以，在加拿大北部荒原这样一个特殊的生物群落区，多少世纪来，自然生态能够一直维持着动态平衡，狼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功不可没。狼以及所有动物呈现出的内在价值、生态价值，暴露出人类认识的局限并导致观念的偏狭。 狼和驯鹿交织在一起的生命启示我们，由无数物种构成的地球生物圈，物物相克而又物物相生，存在着奇妙的自调节机制。在自然进化史上晚出的人类，是唯一有能力毁灭这种机制的生物。生态伦理思考的就是在与自然的关系中的人类行为问题。人类是生物共同体中的一员，尽管特别受惠于自然，使其智慧和能力超拔于所有物种，但其自身生存却又在根本上不能超越于生物圈，而必须依存于其他物种。因而在生态理论视野中，“人类中心”由于缺乏学理依据和逻辑合理性而变成了一种虚构。如此，向来用作调节人际社会关系的伦理道德向自然延伸就不仅是一种必须也是一种必然。莫厄特的另一部小说《鹿之民》就以驯鹿灭绝的具体事例向人类提出了严厉警告。在北极地区，驯鹿不仅是狼的食物，也是爱斯基摩人和印地安人赖以生存的“作物”，驯鹿是他们真正的衣食父母，他们以鹿肉为食，以鹿皮为衣，驯鹿维系着他们的繁衍生息，所以他们被称为“鹿之民”。小说以爱斯基摩人的一支——伊哈尔缪特人的历史和现实为内容，描写了对待驯鹿态度变化引起的民族命运的沉浮。世世代代，伊哈尔缪特人猎鹿的态度与狼一样，能够满足食用所需即可，加上他们只使用鹿矛和角弓这样的原始工具，因而人们的猎杀不会对驯鹿的种群数量造成威胁，土壤——植物——驯鹿——人／狼构成的食物链一直维持着良好的动态平衡。可是当文明世界出现了对驯鹿皮的大量商业需求后，欧美商人把枪送到了伊哈尔缪特人手中，于是捕杀驯鹿的目的和手段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不久，驯鹿数量就迅速下降到商人们无利可图的地步，这时，伊哈尔缪特人也终于陷入族群的生存危机。当1946年莫厄特访问她们时，仅剩四十人在为生存挣扎，而六十年前，伊哈尔缪特人的数量在两千左右。这类作品得出的经常性结论是，动物及其他自然资源构成了人类生存的维持系统，动物的灭绝也意味着人类的自身危机，这是无以逃脱的自然规律。 新千年刚刚开始，中国文坛集束式地推出了自己的真正生态意义上的动物文学作品：2000年10月，海燕出版社以“黑森林丛书”之名出版了一套动物小说；2000年6月，贾平凹的《怀念狼》出版；2004年4月，姜戎的《狼图腾》面世。我们特别推重后两部小说，它们关于生态的理解不再仅局限于物质存在的维度，而提升到了人类精神兴亡的层面，在动物形象塑造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境界。 《怀念狼》写了一段商州地区从闹狼灾到狼逐渐稀少及至仅剩的15只狼也被杀绝的故事。作品中有众多怪异的意象，但拂去这些神秘色彩，循着作家“以实写虚”的意图去看，不难悟出这是作家关于人与动物关系所作的形而上思考，离奇的故事则是形而上意蕴的寓言式表达。按寓言的解读路径，小说中捕狼队的猎手们与狼的关系，可一般化地理解为人类与动物的关系。无狼可捕的捕狼队解散后，猎手们无一例外个个得了肌肉萎缩瘫软无力的怪病。这是索解题旨的关键笔墨，其中蕴含的是深刻的生态哲理：人与动物是既矛盾对立又相互依存的一组存在物，但在终极意义上，动物完全可以不需要人类，而人类却不能没有动物，人类必得依赖动物而生存、而进化，这生存和进化既是物（体）质上的，也是精神方面的（猎人的肌肉萎缩，可以也必须象征性地解读为人的精神颓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