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跨文体”突然成为中国文坛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文学期刊推出了与“跨文体写作”相关的栏目，一批作家的“跨文体”作品纷纷出笼，一些评论家也在为“跨文体”实验寻找着理论上的依据，种种迹象表明，“跨文体”写作与阅读的时代已经到来。然而，短短几年的时间，“跨文体”革命似已耗尽了它的美学能量——先是《大家》、《莽原》、《中华文学选刊》等刊物在进行了两年左右的试验之后主动放弃了继续实验的努力（注：《大家》杂志在1999年开设“凸凹文本”栏目，并在此栏目下发表相应的作品。从第2期开始，同时开设了“凸凹四方谈”，邀请评论家对当期的“凸凹文本”进行点评。此年度反响较大、“跨文体”意味最浓的文本是李洱的（遗忘——嫦娥下凡或嫦娥奔月》（第4期）。但在2000年，《大家》就取消了这一栏目，只是在两篇作品的题目之后标有“凸凹文本”的字样（分别为第1期林白的《玻璃虫》和第3期海男的《男人传》）。2001年，《大家》惟一出现“凸凹文本”字样的地方是第3期的封面，以此指认池莉、陈村、肖克凡的同题作品《开会》，但令人费解的是，在目录中，却把《开会》放在了当年新开设的“俗说俗世”的栏目中。2003年与2004年，《大家》无“凸凹文本”，但在2004年的第2期，出现了一个“跨文体写作”的栏目，栏目之下的文本为黄尧的《半月门》。到第3期，此栏目又消失了。《莽原》杂志在1999年开设了“跨文体写作”栏目，在此栏目下，全年6期共发表文本19个。但在第二年，此栏目下的文本锐减为5个（其中第2期空缺）。2001年，“跨文体写作”栏目被取消，至今未恢复。《中华文学选刊》在2000年开设“无文体写作”栏目，但开到第9期便无疾而终。），然后是部分作家把“跨文体”写作推向极致之后（以韩少功的《暗示》为代表）似乎已难以为继，与此同时，评论家也失去了鼓吹、倡导“跨文体”的兴趣。显然，作为一次中途流产的文体革命，“跨文体”写作并没有修成正果。 于是，有必要对如下问题做出反思：究竟什么是“跨文体”？“跨文体”现象存在着怎样的症候？“跨文体”写作遗留下了什么问题？ 何谓“跨文体” 尽管90年代中期就有作家进行过“跨文体”的实验，但“跨文体”真正被叫响的时间却是1999年。现在看来，“跨文体”写作很大程度上并非作家群体自发选择的结果，而是文学期刊鼓吹之下的产物。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虽然在对“跨文体”写作的理解和定位上，期刊倡导者似已达成某种共识，但在具体操作上却存在着很大差异。比如，《大家》主编李巍曾说：推出的凸凹文本是一个“文学怪物”，它“就是要在文体上‘坏’它一次，‘隔塞’它一次，为难它一次，让人写小说时也能吸取散文的随意结构，诗歌的诗性语言，评论的理性思辨；同样让人写散文时也不回避吸纳小说的结构方式。我们希望，在文体的表述方式上能以一种文体为主体，旁及其他文体的优长，陌生一切，破坏一切，混沌一切”。“凸凹文本就是想在文学如此艰难的生态环境里，不循常规牌理出牌，无赖一些，混账一些，混沌一些”。（注：李巍：《凸凹：文学的怪物》，《文学自由谈》1999年第2期。）从这种宣言似的表白中我们不难看出，《大家》所谓的“跨文体”是要打破小说、散文、诗歌、评论四大块（其实这也是文学期刊的固定栏日）的人为划分，而把这四种文体揉到一起，同时又能让读者看出某种文体的主导态势。从1999年全年发表的“凸凹文本”来看，《大家》确实贯穿了主编的意图，而大部分文本的主导文体基本上可看做小说。 再看《莽原》。《莽原》主编张宇认为，跨文体写作之所以悄然兴起，是因为人们发现各种文体作茧白缚的难堪。“文体像牢笼一样局限和阻碍着写作的自由”，“文体的繁复和腐朽伤害和围困着写作的激情和灵性”。于是，“跨文体写作就像在自己的身上插上别人的翅膀一样，再也不是为了形式和形象，而是为了表现的实用，为了更自由的飞翔……”（注：张宇：《理性的康乃馨——“〈莽原〉周末”散记之一》，《莽原》，1999年第1期。）这种表述虽然没有言明“跨文体”的实质，但其意思与《大家》的宣言大同小异。不过，分析一下“跨文体写作”栏目下的文本，其内容与风格却与《大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比如，在1999年全年6期的19个“跨文体”文本中，敬文东成为期期都有的专栏作者，而他的文本只不过是90年代流行开来的思想随笔或学术随笔，而并无更多的“跨文体”特色；汇聚到此栏目下的其他文本也大都呈现出浓郁的“随笔”特征。由此看来，《莽原》虽然也在倡导“跨文体”，实际上发表的却是随笔。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中华文学选刊》的“无文体写作”。“无文体写作”栏目开设于2000年，似乎是为了避免“跟风”，栏目主持人匡文立特别强调：“凸凹文体”、“跨文体”和“新文本”等旗号有“意在笔先”之嫌，显示出来的是某种“命名癖”。“我们的‘无文体写作’，试图回避命名，只注视某种写作现实。我们选择的标准也很简单：当一篇文字颇值得一读，却又无法妥帖地安放进任何现有的‘文体’，那就是我们张弓以待的‘大雁’了”（注：匡文立：《〈无文体写作〉开栏语》，《中华文学选刊》2000年第1期。）。表面上，《中华文学选刊》似乎是要与“跨文体”唱反调，但从逻辑思路上看，它不但承认了“跨文体”写作的合法性，而且还想以羚羊挂角的方式把“跨文体”推到极端。然而，选发于第1期的“无文体写作”文本（《上海人的日常纵欲》）似乎并无多少创意，作者毛尖把鲁迅、周作人、张爱玲、罗兰、波德莱尔、杜拉斯等人请到一起，让他们对当下的上海发表感受和看法，这其实是荒诞戏剧的一种笔法，或者也可以说是思想评论的一种写法（此文让我联想到张闳对《遗忘》的评论笔法（注：参阅张闳：《关于〈遗忘〉的“学术讨论会”》，《大家》1999年第4期。））。这样，读者就有理由质疑：明明有体，为什么偏要把它看成“无文体”呢？在接下来的几期中，《人生糊涂读书始》（第2期）和《半世纪爱情风俗史》（第5期）是并无多少思想深度的随笔，《100年的23个关键词》（第3期）和《实话实说：社会流行语》（第6期）是词语解释。然后选编者似乎已江郎才尽，在选发了两篇流行于网络上的搞笑文章（分别是第7期的《韦小宝同志生平》和第9期的《新生代作家拆解高考作文题》）之后就匆忙地结束“无文体写作”的搞笑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