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9.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9)01-0129-08 DOI：10.15983/j.cnki.sxss.2019.0112 延安文艺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作家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依托于这一框架，产生了不同的阐释路径，以丁玲研究为例，一种是将其转变视为是知识分子改造的结果[1]，一种是将其理解为“五四”的女儿，以延安时期作为受压抑的、屈从的时期。[2]后一阐释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主流叙述，即知识分子受难、归来的作家等表述有很密切的关系。很显然，这两种形象都不足以全面地把握丁玲的复杂性。这并不是一个个案，对那些当时奔赴延安、经历了延安整风、此后仍对革命矢志不渝的作家来说，他们复杂的精神历程无法在个人自由与组织宰制这一二元对立框架中获得有效的阐释，由对阐释框架的缺陷而产生的反思已有了一段时间的积累。[3]一部分的研究集中在钩沉这些投身革命作家的历程的内在复杂性，即其对延安的认同并不是改造的结果，而是长期以来的追求①，另外一部分着眼于丁玲与当时的体制之间的主动的参与②。 上述的分析中有一个共识，即以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作为分水岭，座谈会之后延安文艺的组织性加强；分歧在于如何认定座谈会后发生的变化的性质，即延安文艺生产是否是高度组织化的、一种有悖于作家个人创作自由的生产方式，等。下面的思考尝试就延安文艺体制的基础做一点辨析：它的组织性来源于同一时期的共产党的党建经验，即作家与党的关系，实际上被转变为作家与群众的关系。之所以能够以党建经验中的“群众观点”转化为文艺体制的基础，原因之一是与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对文化人的角色和功能的认知有关，即它是将文化人纳入到革命力量内部，所着眼的是文化人(同一时期的还有广义而言的知识分子)在革命队伍内部的自我改造和成长。在这个脉络里，延安文艺体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官僚体制的行政管制，其重心在于思想、立场的一致，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延安文艺体制的形成过程也是作家主体成长的过程。“群众”这一角色作为作家“自我”认知和转变的“他者”在这一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个关系构成了延安文艺体制的“非制度”意义上的基础。 延安文艺的发生并不是植根于其当地原有的文脉，而是“忽如一夜春风来”，是随着陕甘宁边区的创建，在短时间聚集了大量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后出现的。延安文艺的初期往往被视为延安与文化人之间关系的黄金时期，这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当时延安成立了大量的社团和文化组织，另一个是当时的文化政策较为宽松，因而被称之为1940年前后延安出现的“新景观”[4]。这一提法为此后的很多研究所继承，其中所隐含的预设也因而放大。以《宝塔山下交响乐——20世纪40年代前后延安的文化组织与文学社团》为例，这是一本研究延安时期文学团体的专著，其论述的主要脉络是延安时期的文学社团从繁盛到消歇的过程，繁盛的原因在于，“张闻天担任宣传部长期间，采取了以‘文化’为重心，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思路，并相应地为文化人和文化团体制定了诸多具体的相对自由、宽松的组织关系政策以及以创作、研究为本位的文化追求目标”，因而，“极大地激发了延安文化组织的萌生和发展，形成了1940-1941年延安文学团体、文化活动繁盛的局面”[5]274；与之相对照，“随着延安思想整风运动，政治审干运动的大规模展开，1942年下半年以后，中宣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调整了文化人文化团体政策，文化团体解散、重组，文化人下乡，转变创作方向，文学历史由此发生了巨大变化”[5]276。 就大的叙述框架而言，它是一个历时性的勾勒，它所基于的预设是多种形式的文学社团才是适合文化人特点、保证文化自由的现代形式，进而言之，这些文学社团被视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活动空间[5]3，在这个脉络中，文学社团是与文艺组织即文化工作委员会有着紧张关系的。延安前期的文艺社团的成立，在狭义上而言与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的支持，在广义上而言与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20—30年代时期的文化人结社聚集、发表作品所依托的环境是现代的新闻、出版市场，到了40年代，随着抗战的深入，即便是相对松散的文化人团体也被组织在抗战救国的政治动员框架之内。以书中所举的“文抗”为例，就其组织脉络而言，它的全称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它依然可以承担“向社会发出抗议或改革的声音”③，但是它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更为重要的功能是联络和团结边区和全国的文艺作家和爱好文艺的青年④，这一把握是与全国文抗的宗旨相一致的。换言之，在延安前期，共产党对于文学社团维持着相对松散的、间接的管理关系。 在文学社团所建构出来的自由图景中遮蔽了一个问题，即同一时期文化人内部发生了分歧，形成了宗派。分歧与分宗派，是两个有区别的层面。分歧之产生，部分地与宗派相关，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知识分子到达延安后对于延安现实情况所产生的不同判断。以艾青为例，1942年3月在《解放日报》上刊登了《尊重作家，理解作家》一文，其中有这样一句，“假如医生的工作是保卫人类肉体的健康，那末，作家的工作是保卫人类精神的健康——而后者的作用则更普遍，持久，深刻”[6]。从这一表述中不难看出鲁迅式的立场“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艾青所指向的是延安当时的一些落后现象，以笔揭示出这些现象才算是尽到作家的本分，即真诚不欺瞒，“他只知道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去看事物，去描写事物，去批判事物”[6]。艾青所提出的问题是在1940-1941年前后逐步显露出来的延安文艺界核心议题之一。以1941年7—8月间延安当时“文协”与“鲁艺”的论战为例，周扬于6月间发表了《文学与生活漫谈》，萧军等另一方回复《〈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针对这个问题，文艺界内部开始提出要加强团结，如“1941年9月，《解放日报》文艺版在文化俱乐部召开座谈会……主张加强团结，发扬民主……把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运动开展到文艺战线上来”⑤。在这次座谈会之后，1942年4月，萧军仍提出要离开延安[7]，很显然，这次文艺界内部所发出的团结的号召效用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