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外部世界对文学发生影响最丰富的中介系统。这个中介不是外在的，它同时体现着主体与客体的性质，内在地参与了文学的建构活动。文化建构制约、驱动着文学的建构。文学只能在文化中建构其体式，并不断发生演进。是为文学的文化建构，谨作如下阐述。 一 用唯物史观为指南去寻找文学发展的规律，至今仍是我们应有的选择。然而，指南不能代替具体分析，更不是“构造体系”的现成公式。即使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与概念，也不能以之剪裁历史事实，用以构造自己的“体系”。比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唯物史观的一条根本原则，但经济因素在历史事件中往往只是“原始起因”与“最终决定作用”的因素，它包办不了事物本身发展的全过程，而历史恰恰就是一种过程。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972年版，第82页。）“制约”二字准确地表述了经济基础对整个社会生活，对上层建筑的带有间接性的“最终决定作用”。这种制约是宏观的，诚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在这里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愈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愈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平均轴线，您就会发觉，被考察的时期愈长，被考察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972年版，第507页。）这里强调“时期愈长”、“范围愈广”，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发展的轴线便近于平行。过去一些文学史用经济原因解说文学现象之所以未获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宏观意识不够，近距离观察难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宏观考察不是可有可无的方法。 那末，“制约”又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形成的呢？恩格斯有一段著名的“合力”论，说：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互相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972年版，第478页。） 这里揭示了认识论的一个真理：在历史因与果之间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中介环节，这就是交互冲突产生合力的诸多因素。而这些因素“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固然，历史是人创造的，但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每个人的意志都受制约于所处的“特殊的生活条件”，即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社会环境、文明程度，乃至婚姻、家族、交游、学养、性格、病情，甚至地理环境等等。而这些因素大部分可用“大文化”的概念概括之。文化，是历史因与果之间一个不可忽视的中介环节。诸多因素在文化的大“容器”中发生反应，影响着历史的进程，同样也影响着文学发展的规律。因此，我们仍然坚持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出发点，但要强调经济因素起决定性作用并非直接作用于文学，首先应是决定整个社会生活方式，而文学恰恰离不开他的母亲——社会生活。由此又可见以文化为中介来研究文学发展之规律也是贯彻唯物史观不可或缺的手段。 经济基础通过文化影响于文学，有些属比较浅显、表层的，有些则属深层的文化心理的。前者如我国历史上南、北文风差异的现象，就与人口迁移引起经济巨变有明显的关系。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有篇论文《历史上所见的南北中国》，（注：此文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择》第一卷，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轮廓分明地描画出中国文化逐渐南迁的历程。桑原氏用统计法论证南方开发之端绪始于秦汉，因晋室南渡而加速其进程，唐、宋、元、明继之，南方遂于户口、物力、文化诸方面赶上、甚或凌诸北方之上。桑原氏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由外族入侵引起汉族南迁，南方经济由是开发，进而引起文化变迁之线索。循此以求，我们发现，文学在南方的兴盛（特别是江左诗人群、江西诗社、闽中十子等的出现），与汉族南迁（特别是永嘉之乱、安史之乱与宋室南渡、元人入主几次大迁移）促成南方经济之开发，二者的轴线是接近于平行的。可见经济是通过文化迁移的中介对南北文风发生影响。而文化迁移本身也未能直接影响于南北文风之差异，它还必须通过这一运动过程中所引起的文化心理的变化这一深层的中介，才能进入文学本体。 文化心理，是“因”转化为“果”最关键的中介联系。一切外部影响，都必须通过文化心理这一中介过渡至文学本体，从而发生反应。我们不妨借用皮亚杰的公式来显示这一过程
图示：刺激（S）被个体同化（A）于认知结构（T）之中， 引发反应（R）。这就是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发生认识论”著名的公式。 与旧式S→R的反映论不同，这是一个双向联系的公式，在S与R之间有一个重要环节：AT。这个中介系统又称中介结构，是一个变量。也就是说，中介不只是一个静止的环节，它还是主体与客体在动态中互相作用而取得同一的过程本身。主体是通过中介建立认知结构去认识客体的。不妨说，有怎样的认知结构，就有怎样的对象世界。科学史家库恩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事例，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说：“规范改变确实使科学家们用不同的方式去看待他们的研究工作约定的世界。……在一次革命以后，科学家们是对一个不同的世界在作出回答。”（注：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年版，重点号为引者所加。第91页。）当化学家拉瓦锡发现氧之后，他获得了新视角，在同代人只看到原始土的地方看到了化合物矿石，“在发现了氧之后，拉瓦锡是在一个不同的世界工作。”（注：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年版，重点号为引者所加。第97页。）与此相类，不同的文化心理使诗人们建构起不同的意象世界。就以自然界的山山水水为例，在《诗经》时代，先民将自然界视为生活环境与劳动对象，因此它只能是人的生活的一部分或陪衬。如《国风·葛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