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西方左翼思想家来说，1968年的“五月风暴”是一个令人绝望而吊诡的时刻：运动的失败既斫伤他们的行动能力又刺激着他们在理论上井喷式的发展。这一现象在1966年出版的《否定的辩证法》中已被预言，阿多诺说道：“一度似乎过时的哲学由于那种借以实现它的要素未被人们所把握而生存下来”(3)，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是：若指向政治实践的哲学得以实现，它就变得不再需要，若骤然中断，未释放的能量反而会使它保存下来。阿多诺的这番言论现已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共识，佩里·安德森、伊格尔顿等①都认为：左翼的政治实践在现实中挫败后，改头换面成为一种思想资源在话语实践中获得新生。但似乎甚少有研究这样追问：政治实践的失败，如何在话语实践重新获得新生？其中经历了怎样的改写、变形和挪用？本文以詹姆逊对毛泽东思想的美学挪用为例，考察其中的变化轨迹。 在詹姆逊的著作中，论述毛泽东思想及其政治实践的文字随处可见，以至于谢少波称他有根深蒂固的“毛情节”(104)。在《历史的句法》中，詹姆逊的“毛情节”表现得最为明显，他说：“六十年代中，第一世界在诸多方面都受到第三世界的启发，如政治文化术语、如象征性的毛主义”(2：180)，其中，毛的文化政治体制，“提供了一种新型政治蓝图……它从传统的阶级范畴中解脱出来”(Periodizing the 60s 182)；詹姆逊将毛泽东与六十年代其他反霸权人物看成是“打破受剥削的劳动阶级俯首贴耳、唯命是从的陈规旧习”(Syntax of History 2：191)的领军人物，毛无疑是其中最为出色的代表，因为毛最具理论气质，“特别是在毛泽东的文章《矛盾论》中，不同类型的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矛盾的复杂性、由此而生的“多元决定论”被清晰地绘制出来”(2：188)，詹姆逊将其奉为一种主义，认为“毛主义”是“在六十年代中最丰富、最具革命性的伟大思想体系”(2：188)。在《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一文中，詹姆逊用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为例来阐释“文化革命”理论，认为文化大革命是“相互制约的几种生产方式的结构共存”(69)的时刻；在《拉康的想象界与符号界》中将阿尔都塞的革命理论看作是索绪尔语言学、毛泽东辩证法及拉康精神分析学的嫁接。除此之外，詹姆逊在访谈录中对毛泽东的关注也随处可见，与王逢振的访谈中，他认为毛时代是一次中国历史上不同寻常的突破(210)；与李泽厚、刘康的访谈中，他认为“毛为整个社会集体构造了一个十分具有号召力的关于未来社会的远景”(“访谈录”1：354)。不止如此，毛的幽灵在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中借尸还魂，始终是不在场的在场，谢少波认为这简直是“毛和弗洛伊德的结合”(105)，詹姆逊受毛泽东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我们似乎可以作这样的解释，“五月风暴”将左翼思想家的革命激情戛然中断，那些已被时代埋葬无法实现的革命实践成为他们的一种缺憾，那些尚未释放出的激情转化为一种挥之不去的革命情节，这种缺憾和情节促成了他们的反思。在这样的语境之下，与西方左翼思潮异质的毛的理论和实践，日渐引人注目，一方面成为理论家反思的着力点，一方面又被当作一个理想化了的参照物，这便不难理解毛泽东对詹姆逊的理论的影响。这种影响以三种方式表现出来：一是理论的影响——通过文本的旅行而发生变异，二是实践的影响——通过语境的抽空而发生变形，三是对毛思想的化用——保留能指、转变所指。 一、理论的旅行：《矛盾论》—“多元决定论”—“认知测绘” 赛义德认为“相似的人和批评流派、观念和理论”是“从这个人向那个人、从一种情境向另一种情境、从此时向彼时旅行”(138)。毛思想就是经过这样一次漫长的旅行，漂洋过海进入到詹姆逊的理论体系中的，这次旅行的痕迹以文本的形式记录在案：从毛泽东《矛盾论》到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再到詹姆逊的“认知绘测”。阿尔都塞是毛思想和詹姆逊理论的中介，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矛盾论》就对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尤其是对阿尔都塞产生巨大影响，其影响如何？本文试图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论述。 一、精神相契。佩里·安德森曾说：“阿尔都塞对中国的同情是难以掩饰的”(53)，阿尔都塞认为自己所处的语境与毛泽东当时的革命有某种相似性，六十年代，他感到马克思主义面临危机，试图突破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和理论贫困的窘况，为马克思理论提供更多的存在理由和理论根据。他认为《矛盾论》是毛泽东反对斯大林教条主义的产物，而“多元决定论”也是批判斯大林的“经济决定论”的理论武器，因此两者在精神、情感上具有一致性。 二、理论启发。《保卫马克思》中的《矛盾与多元决定(研究笔记)》和《关于唯物辩证法(论起源的不平衡)》专门论述《矛盾论》，可以看出，毛泽东关于矛盾普遍性和不平衡性理论直接影响了阿尔都塞“矛盾多元决定”思想的形成。文中提到：“毛泽东把‘只有一对矛盾的简单过程’撇开不谈，他这样做似乎是为了一些实际的理由，因为简单过程不涉及他所研究的对象，他研究的对象是社会，而社会却包括许许多多的矛盾”(195)。阿尔都塞通过“症候式阅读”，将毛泽东回避“简单矛盾”的现象解释为他认为矛盾具有“复杂性”，阿尔都塞这样解释道：“毛泽东说：‘单纯的过程只有一对矛盾，复杂的过程中则有一对以上的矛盾’，因为‘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的矛盾’”(194)，由此得出“矛盾多元决定”：“这些‘不同矛盾’之所以汇合成为一个促使革命爆发的统一体，其根据在于它们特有的本质和效能，以及它们的现状和特殊的活动方式。它们在构成统一体的同时，重新组成和实现自身的根本统一性，并表现出它们的性质：‘矛盾’是同整个社会机体的结构不可分割的，是同该结构的存在条件和制约领域不可分割的；‘矛盾’在其内部受到不同矛盾的影响，它在同一项运动中既规定着社会形态的各方面和各领域，同时又被他们所规定。我们可以说，这个‘矛盾’本质上是多元决定的”(100-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