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17)23-0027-06 文学人类学学派的崛起毫无疑问是近三十年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现象。陈寅恪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学人类学产生于知识全球化时代，这正是其思想渊源所在。在知识全球化时代，文化人类学、比较文学的学术视野对于拥有无与伦比文献传统的中国学术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之一，就是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勃兴。该学派先后倡导的三重证据法、四重证据法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被运用在传统文化、古典文学、比较文学等研究中，取得了不少成果。文学人类学学派的代表人物叶舒宪教授后来又提出了“N级编码”理论，这是基于什么样的内在发展逻辑呢？ 文学人类学的宗旨之一就是破除学科壁垒，其学科意义也在于对学科壁垒森严过犹不及的弊端提出警示和反思。叶舒宪在其第一部专门讨论文学人类学的著作《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的“内容提要”中开篇就指出：“跨学科研究是20世纪国际比较文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发展迅猛而成就巨大的领域。本书从文学与人类学两大学科的相关与互动着眼，是国内国外第一部系统地专门研讨文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关系的理论专题著述。”[1]从语词构成看，“文学人类学”的命名涉及两个学科，文学与人类学，这两个学科如何“跨”，“跨”的逻辑是什么，正是文学人类学作为学科的理论价值所在。它的重点和意义不在于“文学的人类学研究”，也不是“借助文学的人类学”，而是“文学+人类学”，是从原有学科归属中剥离出来，用新观点看到的新对象，是文学与人类学的关系问题，进而重新把握文学的属性和解读方式，重新认识在学科壁垒下被误读的许多典籍，从而对文学、对相关学科发生连带性的新视野、新认识。但是，取消任何分类秩序的完全“破学科”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分类作为人类掌握世界的规则之一是非常有效和必要的。所以，文学人类学的“破学科”实际上是按另一种标准，即大传统视野下进行的重新分类。 从文学人类学作为理论对其自身作为学科的指导来看，有一个问题需要思考：所谓“破学科”是只能破文学与人类学，还是其他学科也可以打破？如果只能破文学与人类学，那文学与人类学的渊源、关系就成为该学科的重点理论突破口，并且在此二种学科的界限弥合处引出新分类的依据，从而使文学人类学理论的应用获得更广阔的空间。如果其他学科也可以破，那如何破，破成何种新秩序，形成何种新格局，也自是题中之义了。所以，如何“破学科”，正是三重证据法、四重证据法、N级编码理论先后提出的学术内驱力。 三重证据法形成于20世纪80-90年代，1984年三重证据法初露端倪：“对于史前的原始生活习俗的人类学考察，大致有三条主要途径。一是根据文字记载下来的古文献；二是从考古发掘入手；三是直接观察当代残存的原始部落。”[2]叶舒宪明确地提出“三重证据法”：“指的是在纸上的文献材料和地下挖掘出的考古材料以外，利用跨文化的民族学与民俗学材料作为参照性的旁证，来阐释本土的文学和文化现象的研究方法。”[3]随着研究和田野考察的进一步深入，叶舒宪越来越发现图像的文化考古功能，“四重证据法”应时而出：传世文献及传统文字训诂；考古发掘出土的甲骨文字及竹简帛书等书写文献；来自人类学、民俗学及神话学提供的多民族(本土的或跨文化的)口传叙事与仪式礼俗等民俗或民间文学资料；正式考古发掘的和民间传世的古代实物及图像。2013年，叶舒宪先生又提出了N级编码，即：一级编码是史前文物与图像，二级编码是汉字，三级编码是汉字书写的早期经典，N级编码是此后的相关主题写作。[4] 那么，三重证据法、四重证据法、N级编码理论，三者是何种关系呢？不难看出，三重证据法是在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基础上主要增加了跨文化材料，四重证据法又再增加了古代实物与图像，N级编码与四重证据法非常相似，N级编码的前三级是作为四重证据的所有材料，只不过四重的分法变成了三分：图、字、古代文本，N级中多了一级以“N”为符号的无限多当代相关文本。也可以说，四重证据中少了当代的无限多文本这一重证据材料。 四重证据法的提出深受王国维二重、三重证据法的影响，惯性非常明显，是在以往学者研究基础上继续增加了新的研究材料，由“三”而“四”。按照顾颉刚“古史层累说”指出的“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随着时代发展，必然会不断发现新的材料，这些材料自然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所以由“二”到“三”到“四”是很自然的结果。叶舒宪自己是这样论证的：“一重证据”是“孤证不立”，“二重证据”是“二点成一线”，“三重证据”是“点—线—面”结合，“四重证据”是立体阐释。[5]当然，新材料的发现则有赖于新理论、新视野的启发。他说：“提出四重证据法的理论依据，一方面，是呼应人类学的‘物质文化’研究潮流，另一方面也是顺应着新史学走出单一的文本资料限制，在权力叙事的霸权话语之外，重构人类文化史和俗民生活史的方法潮流。”[6]四重证据法的价值是非常突出的，其突破了证据的文献传统，不再从文字到文字，从书本到书本，实地、实物的证据价值被凸显出来，被文字遮蔽的文化史实逐渐被发现。如果说，文学人类学主要是基于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的复杂关系而提出的一个破学科概念，其实际上确立了一种文学研究和国学研究的新视野。由于破学科视野，文学人类学学者在研究实践中，采用本不属于文学学科的新材料，做出了以往相关研究未能得到的许多新成果。可是，为什么只能到“四”呢？是时代的局限？我们这个时代发现的新材料只有第四重？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学科习惯使用的证据在这里被返回到古人的语境中整合归类，然果真如此推论，则证据是不能穷尽的，四重证据法的价值也就大大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