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将成为德勒滋的世纪吗？ ”（Will this century beknown as Deleuzian？）这样一个十分醒目的问句尤其令我印象深刻，因为这个句子提醒我，在战后的年月里，当代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今天所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已不再是一个整体性的世界了，而成了一个多元的世界，在这里各种力量角逐争斗，形成了一种多元共生的景观。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冷战时期，许多地方仍存在着霸权、中心意识、权力的欲望等，尽管人们不同程度地进行了一系列消解中心和消除领地的尝试，但依然存在着东西方政治和军事的对立。因此本世纪的这一时期很难说是一个德勒滋的时代，但可以说这个世界已经在某些方面显示出了德勒滋的色彩。只是在冷战结束后当今世界才真正进入了一个后冷战时期，因为在这样一个时期里，东西方由来已久的二元对立才真正解体。在国际学术界和文化研究界，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随着东方和东方文化的崛起而失去了往日的魅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本世纪后半叶也许可以以德勒滋所谓的“精神分裂”症状为特征。既然许多西方学者已经对德勒滋和佳塔里探讨的论题作了论述，本文便集中探讨中国学术界和批评界对德勒滋的行文方式的能动性理解和接受，并由此出发来分析中国当代文化和知识状况。我在本文中讨论的问题大部分都发生在近期的中国文学界。我始终认为，如果一种理论要想被证明是普遍真理，那么它就不能只适用于一个地方，而同时应当适用于解释别的地方出现的现象。可以说，本文的写作正是基于这一目的的。 在中国的语境下理解德勒滋 在当今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批评家和学者们往往喜欢引证利奥塔德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定义以及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或者采用一种德里达和富科式的解构思维方式来研究中国文学的文本。他们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是忽略了一种更为有效和有力的阅读策略，而这恰恰是一种以消解中心的方式来论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分裂特征的策略。当然，德勒滋和佳塔里在《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症》这本书里论述的是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象。而在这方面，中国则绝对算不上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大部分农村地区依然在经济上相对贫穷和落后，即使在少数沿海地区和经济特区也只是早熟的现代化和后现代化杂糅在一起，因此中国仍可算作一个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大国。然而，在许多方面，由于中国处于一个全球资本的世界而不得不打上许多后现代和后工业社会的印记。很明显，中国当代文化和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种西方文化思潮和批评理论的影响，其中自然也包括德勒滋和佳塔里所论述的精神分析学、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类理论思潮，而这几种理论恰恰被证明是最有影响的。因此在探讨中国文学艺术时，介绍德勒滋的方法当然是十分值得的，而且在中国的语境下创造性地实践他的理论和方法论也是颇为适用的。 我们也许知道，德勒滋的一个理论建构就在于他对以传统的弗洛伊德式的俄狄浦斯中心为象征的法西斯主义／权力的解构，如果运用于文学文本的解释，也就是从弗洛伊德的深层心理学结构的角度向后结构主义的精神分裂式结构的一种消解中心和非领地化尝试的过渡。当然，我们应当认识到，《反俄狄浦斯》这本书并不是一本专论精神分析学或弗洛伊德的其它假想的专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俄狄浦斯只是两位作者批判的象征性目标。就这本书本身的力量而言，我在此仅引证富科对其要点和意义的概括。在富科看来，反俄狄浦斯的尝试意味着削弱甚至消除一种法西斯主义（权力或权力欲）。在这个意义上说来，这本书“最好可以当作一门“艺术”来解读，例如就‘性爱艺术’这一术语所转达的意义而言正是这样。”〔1〕因此， 掌握这门‘艺术’就肯定能使人具有“超越一元和整体化狂想的自由政治行动”，去“通过增殖、并置和分离来发展行动、思想和欲望，而不是通过再分配和金字塔式的等级化来实现这一点”，同时“从陈腐的负面（法律、极限、阉割、缺乏、空隙等）范畴中提取忠诚的因素……”这门“艺术”也劝告人们不要“认为为了具有战斗性就得表现出忧伤，尽管他与之斗争的东西是十分可恶的”，不要“用思想来奠定对真理的政治实践之基础”，不要去“要求这样的政见，即像哲学所定义的那样，主张恢复个人的‘权利’”，最后，也不要“对权力倾心迷恋”。〔2 〕我认为上述这番简明扼要但却十分中肯的总结确实概括出了这本书的基本要点，同时也点出了德勒滋的哲学思想之精华。在我看来，他的哲学思想始终居于形而上学和辩证法之间，或者更为确切地说，居于后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教义之间。这也许就是这本书为什么能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得到读解的原因所在。我们可以在他对西方文学的诸多文本的辩证分析方法中窥见这样的张力，这些分析不仅散见于书里书外，同时也适用于某些非西方国家的文化情势的描述和分析。 就《反俄狄浦斯》这本书的意义而言，它无疑抓住了当代的时代精神，同时也预示了未来将发生在某些非西方国家（包括中国）的情形。显然，德勒滋曾经是一位信奉毛泽东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擅长于将辩证法运用在对资本主义的理论分析中。他的哲学思想由于与毛泽东的辩证统一的哲学思想颇为接近，尤其是他主张的解构和重建的统一更是能在中国的语境下产生反响。正如尤金·霍兰德（Eugene Holland）不无正确地指出的，“那些科学概念旨在以实在来稳定和认同具体的领域，而在德勒滋和佳塔里看来，与这些科学概念不同的是，哲学概念则如同我所称之的‘促变器’（transformers）那样在起作用：它们介入既定的哲学问题中以便使之不稳定，从而重建旧的概念和在构成这些概念的诸特征之间形成新的联系。在这种情形下（也许这也是使得介入变得不止于哲学化），《反俄狄浦斯》的一大特色在于，它对既定命题的推翻还包括与历史的语境（historical context）建立联系，同时也把概念重新排列成新的组合”。〔3〕同样， 与他的后结构主义同行德里达和富科所不同的是，德勒滋并不是一位彻头彻尾的解构者，他的最终目标仍然是重建新的概念或通过介入某个既定的（哲学）领域并推翻旧的概念来达到使之更新之目的。在我看来，这正是他的哲学思想的真正意义所在，因此它完全可以用于解释非西方文化语境中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