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科学知识通常体现为一种特定的话语系统，它具有相当严格的规则。知识分子则是一批使用这种话语系统的人。 商业社会的骤然降临迅速暴露出知识分子的尴尬，在金融与商品的巨大声势面前，知识分子的音量微不足道。使他们能以仍旧保持情怀的，恰恰是其所使用的话语系统，这一话语系统所包含的理性原则就会成为知识分子阶层的职业人格。 理性原则并非完美无瑕。但这一话语系统内部包含了自我调节的功能。这种功能的承担者便是作家，历史上称之为文人。作家有必要意识到，在人格的意义上，“知识分子”是他们不可放弃的一个称号，他们需要接受这一话语系统为知识主体所规定的位置。 知识分子的主题再度浮出话语的水平面，在某些刊物、报纸和某些圈子的聚谈会之间流行。不难察觉，目前这一主题的再现不是来自思想资料的长足积累或者学术逻辑的必然引申，而是对知识分子的处境作出回应，换言之，历史布景的急剧变换驱使知识分子重新为自己定位，或者重申这个阶层的社会职责进行自我鞭策，或者为这个阶层传统角色所遇到的难题深感迷惘。 这样的现状可能暗示了另一个处理这一主题的维面。这里，我打算暂时避开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根据知识与知识主体的关系谈论知识分子。这种关系是分析知识分子处境的一个重要参照。现代社会，神学式微之后的许多知识均归附于科学的名义之下，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科学知识通常体现为一种特定的话语系统。这个话语系统具有相当严格的规则。从学科逻辑、大师的榜样到实验室操作程序，这一话语系统的规则得到了层层贯彻，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知识分子首先是一批使用这种话语系统的人，这意味了什么呢？ 这样，我有理由对不少知识分子所感到的危机作出分辩：这场危机来自话语系统内部，还是来自使用这一话语系统的主体？最后，这一话语系统是否也存在着阿喀琉斯之踵？ 一 知识分子再度从中心位置滑向边缘，这个事实通常是作为一个危机的表征被认识的。许多现代知识分子可以毫无惋惜地放弃谋士或者幕僚的身份，放弃参预政治运作的机会，但是他们却不能轻易地抛开文化中心，不再充任一个社会的精神领袖、启蒙者或者公理代言人。通常看来，失去了文化中心显然得导致知识分子传统的中断——他们亦将失去注视公共事务、关怀人类命运的制高点，失去担当社会良知的精神高度和号召力。可是，商业社会的骤然降临迅速暴露出知识分子的尴尬。“士”所栖身的历史环境已经彻底过去；在金融与商品的巨大声势面前，知识分子的音量微不足道。股票行情与广告夺取了大众视域的时候，知识分子的艰深言辞又有什么吸引力呢？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丧失了召唤对象以后，类似的追问迟早要出现：如果不是传统的精神残迹或者个人的道德修养，知识分子社会关怀的真实依据是什么？知识分子的日常起居无法脱离尘世的供给系统，知识分子所赢得的个人待遇与他们的注视范围形成一个反讽形象；除了他们所使用的话语系统，知识分子还有什么异于常人的秉赋？什么使他们仍旧保持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在我看来，恰恰是知识分子所使用的话语系统产生了巨大的作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即是，主体并不是自由和自足的：主体仅仅是语言结构之中的一个成分，主体的位置是由语言结构设定的。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所使用的话语系统同样体现出一种强大的规约力。尽管科学的话语可以按照不同的学科类别显示种种的差异，但是，这种话语的基本规则是统一的。进入这个话语系统首先必须遵循理性原则。这个话语系统内部，人们有义务坚持真理，怀疑权威，宽容异见，舍弃独断和迷信。为了有效地保持上述特征，这个话语系统通常在逻辑、论证、追问——而不是想象或者臆测——的轨道上运行。众所周知。这种理性原则是科学工作者的纪律，所有服从这一话语系统的人都不能任意违背。事实上，这也就是知识对于知识主体的基本规定，许多知识分子的性格原型——例如理性、严谨、精确乃至刻板、保守——无不可以在这种基本规定之中得到解释。 如果将知识分子看作这一话语系统下面的共同体，那么，这一话语系统所包含的理性原则就会成为知识分子阶层的职业人格，众多知识分子的社会来源不同。他们可能出自书香门第，出自官宦之家，也可能出自穷乡僻壤；同时，每一个和知识分子的经历、修养和气质也千差万别，一些人可能风趣、豪爽，另一些人可能拘谨、严厉。尽管如此，知识分子的职业人格却是一致的。这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向社会出示的特征。 显而易见，这种职业人格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职业的范围。它可能在职业范围之外成为一种伦理规范。C·S·皮尔士谈及科学的客观与公正时认为，观察性科学所使用的逻辑上推理是结合在一起的，它意味了一种合理知识公正的伦理学。①默顿从四个方面表述了科学的精神气质：普遍论——真理必须接受非个人的标准检验；共产论——科学发现属于共同体和社会协作的产物；无偏见的公正态度和有组织的怀疑精神。②这种精神气质甚至在科学家之间形成了制度。如果将这种制度延伸到公众社会之中，它将显示出一个理性和自由的模型。库恩从科学的理性活动之中看出了某种民主伦理学的内容。在他看来，那些忠于科学真理的人们之间可能形成一个小小的民主社会。这里的公民参预所有的决定。他们选择某些人的思想、理论或者建议，同时又不断地予以检验，去伪存真。此外，这种科学的民主还具有另一种需要尊重的品质：“我曾经强调过的社会协作是同对个人工作的特别尊重结合在一起的。假如古典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古典社会主义的冲突性主张将在一个完全健康的社会中得到调和，那么我相信，它将反映出科学内部的独立性和相互依存性的这种美妙的合法性……”③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知识分子的职业人格同时暗示了这个阶层的社会功能。换句话说，职业人格不仅是知识分子从事专业活动的基石，而且，知识分子在职业范围之内批判什么，赞许什么，倡扬什么，他们的基本立场同样依赖于职业人格的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