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分天下”说 陈思和先生在一九九四年初发表的两篇论述自抗战至九十年代大陆文学发展的长文中①，提出了一个“民间文化”的概念，这在新文学史的研究与当代文学批评领域内，引来了诸多关注的目光。关于民间的话题原本并不新鲜，只是在世纪末的今天重又提出来，却有着特别的意义。 其实，关于民间文化在本世纪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与意义，陈思和在早些时候的关于当代战争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以及对新时期创作的具体评价中，就已潜伏了这一思路。现在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正式提出这一概念，是这一思路的进一步理论化。他对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历史作出这样的归纳：自上世纪末叶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中国本土文化在庙堂与民间之间的封闭型自我循环系统在世纪之交被打破。中国的学术文化分裂为三，即由国家权力支持的政治意识形态；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西方外来文化形态；保存在中国民间社会的民间文化形态。在这“三分天下”的理论背景下，陈思和对自抗战至今的许多文学现象作出了新的解释。它的意义首先在于，为现当代文学学科进入抗战的文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切入点，尽管它肯定不是唯一的全能的方式，但在今天对抗战时期、十七年与文革时期文学相对不足（如与五四与新时期相比）甚或严重匮乏（如对文革时期）的研究现状下，这种解释的意义就愈益明显了。另外，对于文学史中民间文化的思考还可以显示其在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它可以为当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文化及其自身的传统，以及知识分子在当代的价值取向的思考提供一种新的维度。 我认为，即使在上世纪末以前中国文化的封闭循环系统中，传统文化中的三大因素（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也同样存在着，只是在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中，知识分子的道统连续不断地或聚集寄托于政权，或流散隐蓄于民间，而打破这一封闭系统的西方文化在百年来的大规模输入，是建立在强权压迫和显示本土文化落后与软弱的基础之上，因此，这种外来文化从一开始就将中华民族赶上了民族现代化的单行道，现代化便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随着末代皇朝的崩溃，传统文化结构分崩离析，中国历史似乎被永远抛出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传统轨道。这样，传统中国的现代化，便成为讨论文化“三分天下”的巨大历史背景。在这一背景下，以前人未有的专注目光考察民间文化在现代的沉浮，其意义显然就超出（也应该超出）了文学史的范畴，（在对文学史的具体论述中，陈思和一再提醒读者，其民间的概念限于文学史内部）它使当代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反思不再继续囿于精英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和精英文化传统内部，而是放宽眼界，在三种文化势力的分合演变与互动关系中，确立自身在当代文化结构中的角色地位及其界限。这本是一个宏大的课题，决非我辈仅以一篇文章可以说得清楚，本文仅以“三分天下”的话题为起点，对民间文化在现代的意义以及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提出一点浅见，以期加入关于当代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讨论，并供方家指正。 二、现代化背景下的三者互动 讨论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不能不基于百年来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背景。正是由于西方思潮的输入，才在新的意义上对中国知识分子提出了价值取向问题；也正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全新境况，使得这一问题在知识分子的自身传统中无法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而将知识者推置于一个从未有过的尴尬境地。 如上所述，中国文化的三种因素在古代传统中是始终存在的，三者间一直处于不断对立、冲突和组合的关系之中。就知识分子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而言，虽说在封建时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道统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甚至以道统的标准教育和改造君王，所谓“庙堂之上言理，则君子不得以势相夺”，但如从另一角度看，这又是传统知识分子从道统角度的一种历史概括，或曰叙述。真正的以“道”统“政”，不过是孔子以来历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其实，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真实处境，一直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所以，道与政的对立与冲突从未在中国古代中断过。另一方面，政治统治者既需要以道统作为权力的支撑，又需要知识者作为谋士直接参与政治运作；同时，又对知识分子予以严格控制，并始终置其于事实上的附庸地位，成为其统治工具。在将知识分子工具化这一态度上，与对民间文化的态度并无二致，统治者既有从“采风”到“顺天应命”的利用，又有从武装镇压到招安降顺的控制。 就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关系而言，一方面，民间一直是知识分子文化的保护薮，在政治恐怖的时代，民间文化接纳并蕴育着被高压政治击溃的精英文化；在政治相对清明的时代，民间又作为知识分子借以辅政议政的对象，他们往往借民间的反映表明对现实政治的态度；另一方面，民间又常常被知识者所鄙视，所谓“下里巴人”“引车卖浆者流”是也。因此，在通常情况下，民间文化又多是沉默不语的，相对于前两种文化势力而言，“街谈巷语”虽然从未有过中断，但却从来被视同“风吹草动”般的“天籁”。只有当社会纲常失系，政治腐败，社会动乱之际，民间的声音才又喧嚣一时，而这种声音又会很快被前两者利用，或者自己落入早已设置好的套路之中，一段时间后很快又归于“平静”了。 这种一乱一治，一分一合的循环，到上世纪末终于被大量涌入的西方文化所打破，中国历史被置于西方现代化的语境之下，这种处境被现代话语理论描述为历史线性发展的时间观和边缘性的空间观，中国文化被置于落后软弱的地位并永远安排在现代化的线性发展轨道上。传统文化格局的分崩离析，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各种价值规范系统的大转换时代。而作为这种文化离散状态的始作俑者，中国现代的普罗米修斯——知识分子，一方面在对旧制度的破坏中使自己与旧政治脱离，开始成为现代型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他们从西方引进了五花八门的社会理论模式，一时主义纷飞，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空前多元化状态。虽然民间文化在本世纪初的多元化状态中也并未真正走向历史的前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抗战爆发后，它就再也不沉默了。在民族独立要求的压力下，诸种主义纷纷被意识形态化，继而纷纷付诸于实践化的努力，谁都相信自己的理想可以救国，并在各种社会势力中寻找政治依托，于是民间的力量被再一次结合进诸种理想的理论化和实践化的努力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