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国当代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现象之一，是人们开始注意研究和总结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学术文化的经验教训。这种回顾历史的研究方式，常常被人等同为新文化保守主义。我不否认，作为文化思潮，90年代兴盛一时的“国学热”、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强调本土文化资源的利用，排除外来文化的影响，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另一方面，我们从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过程着眼，我以为的确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值得总结的经验之一，是20世纪中国文学如何从学术文化中吸取滋养。 在一些人看来，学术与文学艺术的发展，没有关系，至少没有直接的关系。宋代的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曾明确提出“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兴理也。”在他看来，“诗者，吟咏性情也。”如果放在严羽的时代背景上来理解他的这一主张，我以为确有很强的针对性，换句话说，严羽是针对以学问为诗，或者说，是针对把学问与诗划等号，将文学归入学问的观点，提出了上述观点。但在对待20世纪中国文学与学术文化的关系时，不能简单地认为学术文化与文学艺术属于两个不同领域的问题，相互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从表面上看，似乎有不少文人的创作，只关性灵，只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而与学术文化，特别是与学问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民国初年活跃于上海文坛的一批苏州籍文人，大都只关性灵，不管学问。并且，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不少学问做得很大的人，对文学的影响，似乎也并不大，如俞樾、章太炎等。甚至在当代，学界与文坛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关系。研究学问的管自己研究学问，从事文学创作、批评的，管从事自己的专业。这种现象，我以为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也就是说，从文学艺术与学术文化的分工来看，它们各司其职，不能等同。但这不能作为论证文学艺术与学术文化无关的依据。事实上，文学史、文化史上同样存在着许多事例，可以说明文学艺术与学术文化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从中国近代以来在文学艺术发展史上有着较大影响的宋诗运动中，可以看到，学术文化对文学艺术的发展，有着推动及促进作用。我们甚至可以说，学术与文学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构成了晚清文学发展的很重要方面。 晚清诗歌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宋诗运动。宋诗运动的领导人，大都兼具学人与文人于一体。不仅如此，假如我们追溯晚清宋诗运动的源头，便可以发现，从黄宗羲这一辈人开始，他们就很注意用学术文化影响和充实文学创作。黄宗羲经世之变后，总结明代灭亡的原因，认为明代士人一味仿效唐诗，文风空疏，不求实际，使国事日废，是原因之一。因此，黄宗羲等人希望对此状况有所改变。由于黄等大都是饱学硕士，他们通过自己的研究，感受到宋诗与唐诗相比，别有风味，自成一格，特别是宋诗中不少诗人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民族情绪，这对清初的汉族士人来说，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到道、咸年间，文坛上掀起了学宋的高潮，形成以何绍基、祁春圃、魏源、曾国藩、郑珍、莫友芝为代表的“宋诗派”。“宋诗派”的代表人物，除了在政治上有较高的地位外，他们中有些人，出身名门，有家学渊源；也有些人研制经学，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有很高的修养，如，郑珍。所以，他们中不少人是合学人与文人为一体，他们创作的诗，不只是一味讲求个人性灵的抒发，而是注重才学，要求广证博引，做到“无一字无来历”。到了同、光年间，诗坛上依然是宗宋的风尚，所谓“同光体”诗人，明确标榜“学人之诗”。虽然有不少人批评他们是为抬高自己声望，而故做“学人之诗”，但客观地讲，陈三立、沈曾植、陈衍、郑孝胥等人，还是属于有学问的人，特别是沈曾植，被王国维推为晚清第一学人。可以说，晚清文坛上享有盛名的文人，如王岂运、李慈铭等，都是很有学问的人。这是非常突出的现象。五四新文学运动掀起之后，由于要强调新文学的传统，胡适等人侧重于批判晚清文坛占据主流地位的这批兼具学人与文人身份于一体的传统文人的创作成就，而抬高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倡导的“诗界革命”及用白话创作的晚清“谴责小说”的文学史地位。自此以后，谈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渊源关系时，人们总习惯于按照胡适等人的思路，强调白话小说、“诗界革命”，或民间文学对新文学的影响，而将占据晚清诗文正统地位的许多学人、文人的作品，视为陈腐、保守的东西，全然不顾晚清诗文正统本身的演变历史，以及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这种影响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占据晚清诗文正统地位的学人之作，不仅延续了传统诗文的典雅风格，而且，强调诗文应有根底，反对空疏的文风。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如，胡适、陈独秀、钱玄同、鲁迅、周作人、朱希祖等人，都有深厚的旧学根底，影响到他们的文学写作风格，就是在表 现个人感受的同时，都注重功力，这与后来的新文学青年的浮躁凌厉之风，有很大的差异。 我当然不是说，新文学中这种凭借个人感受创作的作品全都失败，而是说，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以往那种合学人与文人风格成一体的文学传统，也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只是长久以来，我们淤于陈见，认定这些东西都是一些陈旧、保守的思想，而没有注意到它们的积极影响作用。事实上，这种典雅的文人传统一直以一种隐蔽的方式产生着影响。如，现代文学史上人们所说的“京派”文人，实际上可以归结为“学院派”（卞之琳先生之语），他们的创作受到学术的影响，作品在体现个人感受之外，还讲求写作技巧，并且特别讲究理论研究。这就使得京派文人之作，不只是一味跟着感觉走，而是用技巧约束感觉，自觉将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 我们总结20世纪中国文学的经验教训，应该是多方面进行研究，而且应以学术文化及文学艺术的发展要求来思考问题，不能因为关注于这些历史问题，或肯定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就认定这种思考、研究是走老路，是文化保守主义。学术研究虽然历来就难以保持其独立性，但学术研究毕竟还是有独立性可言。我想，强调世纪末的回顾，着意点就在于突现本世纪以来，文学、文化的发展逻辑，我们不仅要以西方现代文化作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价值参照，而且，也应很好地总结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文化所取得经验，以便为下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文化的发展，提供一点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