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文化的另一种感性表现形态。在文化的交汇中，艺术发展的走势总是隐喻、揭示着文化的内在品质。倘若，我们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中追踪世纪末东方中国艺术创作及艺术批评的当代性，可以保守地说，无论创作还是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灵魂的贩卖和话语的失落而展览了他们的先锋性。在艺术创作与艺术批评的空间中，当代性永远以创作与批评的前卫意识来守护着自己的时代身份；因此，艺术的当代性必然指向先锋性。在这里，当我们把当下东西方文化交汇的景观作为一种反思的透镜时，我们不难发现，当代东方大陆的艺术形态在创作与批评中以其双重景观展览出它的先锋性，这一先锋性的内涵就是某种程度上的艺术创作的后殖民性(postcoloniality)与艺术批评的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 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20年中，从总体的格局上看视，东方大陆艺术走完了一个从东方大陆民族文化反思、寻根到与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化思潮接轨的转型历程。反思这个历程，我们无法忘却1985年某位青年学人在《江苏画刊》以一种激进的疯狂宣称“中国画已到了穷途末日”；可以说，这种的偏激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自作多情，而更是代表当时崛起的一批激进的青年画者对中国画这一民族绘画艺术表现形式的怀疑与否定。（注：周思聪曾在《江苏画刊》1986年第1期“来信摘登”言：“其实，有些现象同行们司空见惯，但谁也拉不下脸来说实话，这很可悲。没人说，并不等于不被人所知，更不等于不存在。”）如果，把我们的反思从这一时期的美术界，放大到当时大陆各门类艺术的总体发展态势，我们可以体触到，无论是在美术、音乐、戏剧、舞蹈、电影还是文学的空间中，均似乎潜动着一脉在艺术的表现形式与精神上彻底否定东方大陆艺术民族性的趋势。在这里，我们姑且把这一趋势定义为“东方大陆本土艺术民族精神的失落”。回顾当时东方大陆的文化景观，导致这一趋势原因形成的历史背景无非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若干年民族传统文化的心理反思与寻根，绝大部分学者淤积着冲出封闭的民族传统文化走向与世界文化接轨的渴望。第二，在80年代人文精神高涨的文化背景下，东西方文化已初步开始交流与融汇，且形成了对话的势态。第三，西方欧陆现代派哲学思潮、美学思潮与艺术思潮的大量翻译与介绍，使西方欧陆文化艺术的非理性精神涌入东方大陆，其以截然的价值反差对千年来封闭东方大陆民族传统文化的道德理性精神形成了冲击。第四，在思想上孤寂于东方大陆几十年的学人对马克思主义之外的西方欧陆现代派艺术的表现形式及其审美判断精神充满了陌生感和新奇感。 在世界艺术发展史上，那些出人头地的成功艺术家与艺术批评家总是把自己置于一种疯狂的激进中，使自己定位于一种艺术价值判断的偏激性极致；在艺术创作与艺术批评的领域中，“矫枉”从来就必须“过正”，这似乎已成为一条颠扑不破的公理。因此，这一时期，在创作上彻底否定东方大陆艺术的民族性与在批评上全盘接纳西方欧陆艺术理论的势态已形成了势不可阻的格局。我们清楚地记得，主张在创作方面对东方大陆艺术民族性的全面否定是以前述那位青年学人为代表的，而主张在批评方面对西方欧陆文艺理论思潮的全盘接纳则以当时另一青年学人为界标。其实，这两者在骨子里都是一脉相承的。在世界艺术发展史上存在一种奇特的现象，那些大师级的艺术家在审美心理上总是从一种毫无顾忌的天真和幼稚中汲取自身的才华，来成就其功名，如华夏明人李贽的“童心说”与欧陆毕加索近于孩提般的疯狂与热情，似乎艺术家与艺术批评家体验的永远是一种天真与幼稚的偏激。这种偏激使艺术家与艺术批评家往往沉醉于激进中寻找成功的可能性，因此他们缺少一种总体的、客观的评估视野。在东西方艺术大师那种偏激的辉煌光影下，80年代东方大陆在创作上全盘否定自身与在批评上全盘崇尚西方的学人，他们虽然显得如此渺小，但他们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步大师们偏激的后尘，把自己的艺术视野维系在一种单向度的偏执上，缺乏一种比较的艺术视域以客观地评价东西方艺术形态和民族审美价值以及审美心理。但无论如何，从某种视角来看，大师性的艺术偏执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幼稚，而那种非大师性的偏执则只能被诠释为一种急功近利的浅薄了。值得提及的是，不管怎样，艺术创作与艺术批评还是需要一种全方位的比较视野。 在这里，如果让我们的反思从80年代向90年代递进，我们不难发现，东方大陆艺术态势的发展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中，着实地从一个深度上嘲弄了80年代的两类偏激者。最终，中国画并没失魂落魄地走向穷途末路，并且东方大陆的民族艺术也没有整体地在部分学者的激进中鸣响丧钟，东方大陆艺术而是以自己的民族特色，在那些激进的青年艺术家所崇拜的西方欧陆那里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并且得到了那些大陆批评者所迷信崇拜的欧陆学人所给予的最高评价；较之于西方古典艺术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东方艺术则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并且这种有意味的形式正是西方现代派艺术家为超越古典艺术所刻意寻找的。西方现代派艺术的体验者在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艺术的形而上学进行拒斥时，力图归返先于形而上学的诗性文化体验，无独有偶，他们不仅在意大利哲人维柯的思路导引下到古希腊那里追踪原始文化的诗性智慧，（注：维柯认为古希腊哲人用在本体论意义上的抽象理性思辨把希腊具有故事性与文学性神话文本诠释为哲学的文本，这样希腊神话在哲学的思辨中失去了诗性智慧。详见维柯《新科学》171页，商务印书馆，1989。）也同时在东方大陆艺术的民族性中发现他们所要寻找的原始诗性，并因此重新发现了东方，而且这种发现最终蜕变为以一种对第三世界文化的猎奇心态憧憬着一个个古老的“东方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