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1)-2-0132-07 20世纪已经成为历史，渐行渐远。而在20世纪历经困惑与危机、不断战斗和开拓的比较文学则并未随20世纪一道“绝尘而去”。作为一门学科，比较文学没有在重重迷雾中走失，也没有在中外的“消亡论”判决中真的消亡，它幸存了下来，并正在营建现实的大厦、构想发展的蓝图。我们有理由为学科的幸存而稍感欣慰，但在此之际切不可忘记清理学科的历史，尤其不可忘记回顾近百年来学科曾暴露出的问题，因为学科的现实和未来建基于学科的历史，从而历史上悬而未决的许多问题也可能衍为现实的问题和未来的危机。有鉴于此，我们拟对20世纪比文学学科的诸多问题择其要者逐一清理。 （一） 曾对比较文学有过奠基之功的所谓“法国学派”应被首先提及，其深刻问题也不容回避。在清理法国学派历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几个颇有意味的问题：作为一门着眼于跨越界限（民族、国家、语言、文化等）、理应胸襟开阔的学科，比较文学为何曾在法国学者那里成了以法国为主体和重心、视野狭窄的轴心式研究？对比较文学这门研究文学的学科，法国学者的著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为何不见“比较”、不见“文学”，只见“关系史”？作为追求实证、追求科学解释的法国比较文学研究，到底是如何在案头的“事实联系”与自由的文学精神之间确定解释的逻辑的？ 对后一个问题，韦勒克曾抓住其要害予以猛烈抨击：“（法国学派）这类研究中假设存在的中性事实好像有一条线与前面的事实相联系的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后来的艺术品没有前者可能无法形成，但却不能说明产生它的原因是前者。文学中这类研究的整个概念是外缘的，往往被狭隘的民族主义侵蚀，造成计算文化财富的多寡、在精神领域计算借贷的弊端。”[1]韦勒克的批评显然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新批评观念，但他的这番批评无疑道出了法国学派的致命弱点。基亚的“在德国、奥地利，乔治和利克等是由法国诗歌培养起来的”、“在俄国，小说大部分受启发于巴尔扎克、莫伯桑、左拉，这些小说所发挥的作用和在法国一样”[2]等断语在韦勒克的质疑下确实显得逻辑不严。这也启示我们：在文学的具体形态和案头的“影响证据”之间作出对应的解释甚至评断时应该慎之又慎。法国学派的因果解释常有简单和武断之嫌，这使得他们所谓的“实证”走向了反面，在一己的猜想中丧失了他们孜孜以求的所谓“科学的涵义”。确实，当我们谈论影响时，切不可把本为“之一”的某个来源扩大化为全部的因由，否则，原为“实证”的影响研究也将不“实”，沦为虚“证”。 法国学派在20世纪前半期对文学性的忽视是由其理论原则决定的，恰如梵第根所言：“‘比较’这两个字应该摆脱了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的。”[3]如此一来，当然就会如上文第二个问题所言：既不见“比较”，也不见“文学”。但既然叫“比较文学”(Littérature compareé)，即使不面对“比较”一词，至少也“必须正视‘文学性’(Lierariness)的问题”[4]，必须有对文学自身的关注、探索和评价。如果离开了文学这个中心，则所谓的“事实联系”、渊源和影响、媒介和声望、公众舆论史、旅行报告、民族性格的概念等都将无所依凭而失去价值，引用一下“在这上面也花了多年心血”的法国学者艾金伯勒的质问便是：“这些难道是文学问题吗？”[5]而实际上，法国学派正是在这种一般文化史的叙述中掩埋了文学——正如今日的泛文化研究对文学的淹没（详后）。 然而，我们显然不能基于上文的分析而径直说法国学派诸家均缺乏科学推论的严密性、缺乏对文学性的基本敏感，因为其中另有深刻的原因，这便是所谓法国中心论。之所以存在着上文所列的三个问题，细察之下，可谓“千里来龙，结穴于此”——正是法国中心论使得法国学派的研究重点、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与比较文学学科自身的要求颇不和谐。法国中心论是一种固执的民族主义情结，这决定了当年的法国学派从民族文学突破出去，研究了一圈后，终又回到民族主义的自我满足之中，致使法国学派作为比较文学的开创者却一度演变为比较文学进一步拓展的“拦路虎”。回首20世纪比较文学学科历史，我们看到，法国中心论、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使得比较文学的前行犹如参加一场障碍赛跑。如今，虽然这重重障碍表面上被跨越了，西方中心论作为一种“后遗症”却依然深刻地存留于东西方相当大部分学者的精神深处，影响着他们的观点、立场、方法和判断。 就在我们纵论由法国学派的法国中心论扩大而来的西方中心论时，学界所关注的所谓“全球化”进程又加剧了。我们感到有必要提这么一个问题：西方中心论与全球化进程有关联吗？当我们意识到全球化进程绝不仅限于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全球趋向，而更是以美国文化为基础的西方文化发动的全方位、全球性覆盖时，全球化的西化、西方中心论等内涵已不言自明。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使西方的大众文化观念、形态操纵了全球的大众传媒和文化产品、进而操纵了全球的大众文化走向。而在严肃的（或曰精英的、经典的）文化领域，比如既往的比较文学领域，西方中心论的盘踞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样，文化从上（精英）到下（大众），从西到东的西方中心论操控极可能最终导致全球的文化生态单一化。对此种可能情形的忧虑迫使东方或有东方背景的学人积极寻求出路。譬如，杜维明主张追求“地方知识的普世意义(The global significance of local knowledge)”，以应对“西方的现代理论变成世界现代理论，西方的文论，西方的后现代主义，风行全世界”[6]的形势。一批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则倡扬“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希望能在现代性中融入传统文化的精神，捍卫全球文化生态的平衡，但却常被误解为搞“文化民族主义”。另有一批中国学者则热衷于站在岸边讨论“是非”和“原则”，论说中多的是“既不应……也不应……”的四平八稳指点江山的句式（注：如陶东风《中国当代后殖民批评之我见》，见《中外文化与文论》第二辑。），但偏偏不去探讨怎么办；考虑到早在10年前，就已经有学者谈到应“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盲目的世界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大地上建立起卓有成效的中国比较文学”[7]，则今日的这种对简单判断和原则指导充满热情而对躬身探索不感兴趣的状态委实算不得一种进步。乐黛云先生欢迎“在全球意识观照下文化多元发展的总趋势”，珍视全球文化各自“自身的特色”，担心“当差别越来越缩小，熵越来越增大，各个组成部分越来越混一，其结果就只能是静止、停顿，最后毁灭”。[8]——那么，中国学者，尤其是比较文学学者对本民族学术文化、文学精神的强调和现代转换、对汉语批评的倡导和追求岂可被不加思索地宣判为“民族主义”或“文化孤立主义”？恰恰相反，这种探索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它与法国中心论那种真正的民族主义和全球化进程中的西方文化独尊是有天壤之别的——中国学者的探索是在全球趋同的危险中维护文化的多元、寻求文化的互补。众所周知，森林之所以能存在上亿年，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保持了物种的多样性，那么，全球的文化森林又岂可丧失这种多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