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80(2001)01-0035-02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及无名的《诗经》、《论语》注释者究竟有多少，大概谁也说不清吧？我在想，这些人中倘若有一部分去做独立的创造呢？那境况就不一样了，也许其中有一些会不低于甚至要超过《诗经》、《论语》本身的。 这种历史与文化的悲剧是中国文人整体性的，更是生命个体性的。上帝给予人以鲜活的生命与才智，大家同样是以嘹亮的呐喊声来到这个世界的，断不应一生中去啃前人的脚后跟，一生中做一些往他人坟头添土的营生。 其实，中国古代并非从来如此，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是何等的雄心勃勃。无论孔子、孟子、还是庄周、韩非，他们并不以阐释他人为荣，而是纷纷建立自己的学说体系。那是一个思想的时代，创造的时代。你看孟轲在君主面前是何等的气宇轩昂，庄周是何等的逍遥洒脱。然而，秦汉以降，中国文人整体上被阉割了，大都沦为宫廷所豢养的书虫子，整日做些阐释六经的营生。其间虽产生了李贽、龚自珍等少数有所旁鹜的文人，但很难有诸子百家那种气概了。明清之际到乾嘉年间，那是汇集了多少饱学之士，不过，他们也只是以自己的饱学阐释六经而已。“五四”前后，这种沉闷的历史开始被打破，一时间思想文化界可谓风靡云蒸，群雄并起。不过，很快上演着的剧目被历史变故打乱，“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于是我们看到，一场看似气势磅礴的造山运动过后，呈现的多是隆起的丘陵和不尽如人意的残山断崖，雄峙于世的峰巅，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实在难寻——要不，人们怎么会觉得鲁迅几乎是个奇迹呢？ 从文化学上说，阐释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乾嘉学派的朴学方法，西方的实证主义自有其学术意义。然而，问题在于我们多的是无益的甚至是蹩脚的阐释。令人深思的是，西方的实证主义并没有将西方文化引入死胡同，西方依旧承继了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以独立的品格去构建富有生命力的思想和学术体系。其实，西方的实证主义与中国的朴学方法有着本质的不同。我时常想，设若乾嘉学子们迈入今天的图书馆，面对亚里士多德、培根、卢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等那些汪洋澎湃、流淌着思想和生命力的煌煌巨著，再审视一下自己一生中寻章摘句搞出来的那些玩艺，不知有何感想？即使写过《广雅疏证》、《经传释词》的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也有些汗颜甚至要痛哭一场吧？ 中国历史与思想文化之所以千百年来呈一种超稳定状态，老是在原地洄着漩涡，兜不出既定的圈子，是否与上述传统有关呢？ 令人遗憾的是，今天，以阐释为荣的学风仍旧统霸着学界文坛，甚至某些大学极力倡导乾嘉学风。对于那些学力和才智只能靠此以获得职称或名位者，自然无可厚非；可悲的是某些颇具才学和思想的博学之士也还是重复着前人，仿佛不如此算不得做学问。老实说，一生中专门阐释屈原也好，李杜也好，《红楼梦》也好，或搞“诗史互证”也好，甚或一生中用尽吃奶的力气去阐释弗洛伊德、克罗齐、马尔库塞、巴赫金、杰姆逊也好，那里面可能产生一堆堆学问，却难以产生有个性化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我们多少乾嘉学子也敌不过一个卢梭或黑格尔，某些人等身的著作捆在一块也不及鲁迅一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英国作家哈兹里特说：“我们若要想了解人类天才的力量，那就应该阅读莎士比亚，我们若要看看人间学问的毫无意义，那就不妨研究一下注释莎士比亚的那些作家吧！”[1]旨哉，斯言。 世纪末以来，某些好事者开始煮酒论英雄，认定20世纪文化大师。我想，切不要忘记，认真说来，文化大师有两类，一类是阐释型大师，一类是创造型大师。某些时下被人们顶礼膜拜的，如陈寅恪、钱钟书等只能属于前者，在他们那里有个性化的阐释而乏个性化思想；而后者，除鲁迅、胡适等少数人外，能够直挺挺立着的实在难寻。 有感于上述情形，我认为吴炫先生等人所倡导的“第三种批评方法”不失为一剂良药。 吴炫先生将“本世纪以来在中国文化和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以“西方理论话语从事批评”的方法称为“第一种批评”，“第二种批评”则是“90年代初萌生的以新儒学为代表，主张回归传统思想的理论”。在吴炫先生看来，“上述两种批评暴露出共同执守‘既定的理论’，丧失理论原创或再创冲动的弊端。”而“第三种批评”则是对上述两种方法的超越，它“召唤知识系统随着文化的转型而转型”，“否定既定的价值，结果诞生新的价值”[2]。吴炫先生认为“第三种批评”始于问题，终于创造，这种问题属于“未诞生的理论才能解释的问题”。[3]“在最初意义上，‘第三种批评’的锋芒所指乃是一切既定的知识话语，它的初衷在对既定话语的批判中诞生自己”[4]。因而“第三种批评”作为一种方法，其意义决不限于文学批评，对整个人文学科都有着积极的建构性。 自然，对“第三种批评”的内涵各有不同的理解，概念自身的科学性或许可以商榷。比如陈晓明先生谈到：“没有一个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始终存在某个地方的、西方的或中国的批评。”“既设想着东西方对立，又设想对这种对立的超越，这是一种本体论神学的自我虚构。”[5]不过我想这些也许并不重要，我们应宽容其“理论保护带”的纰漏，从精内核上去解读它。我倾向于将它看作一种独立的思想与学术品格，一种摆脱重负后的自由意志。的确，东西方的王屋、太行两座大山已压得现代学子无法喘息，这正须打通一条道路，仅仅去阐释、移植或繁琐考证其实是治学的误区，是埋葬天才的坟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