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对象到方式：叙事转向 国际范围内的人文学术所展开的叙事转向，指叙事作为被研究对象在不断扩容中逐渐转向成为研究方式。这可以从历史与逻辑两个层次同时获得证据。 从历史看，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叙事学，一方面发展出了叙述者、叙述人称、人物关系、行动与情节等主要适用于文学分析的理论范畴，另一方面，罗兰·巴特这样的叙事学家又将新闻报道、连环画与电影纳入叙事学对象，用一套相对稳定的叙事学理论模式分析它们。差不多从此时起，叙事作为被理论分析的对象，开始疏离文学，量变性地扩容。这个扩容过程中，巴特对叙事对象的扩展以及意指分析，与稍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合流，带出了文化研究视野下包括非文字媒介叙事学、修辞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与认知叙事学等在内的新叙事学。终于，作为出发点的叙事理论在研究对象上扩容了一大圈后，以自身为归宿，将自身也扩容进叙事对象中。这意味着叙事理论自身也变成了叙事，以叙事的方式展开自己。推而广之，理论学术逐渐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研究方式也都是叙事的：利奥塔发现，科学言语中规定性陈述与叙事也一直在起重要作用，实践与道德的目的一直有所表现，后现代状况加强着这一点；海登怀特也已证明，用叙事化观念改造历史学，可以有效推动新历史主义的展开；大卫·辛普森看到各种后现代人文学术正被以“讲故事”为标志的文学支配并渗透；乔纳森·卡勒相信文学性正在进入“理论”。于是，在上述因素量变积累的基础上，出现了相对而言质变性的叙事转向：叙事由被研究的对象转变为引人瞩目的研究方式。 从逻辑看，叙事作为被研究对象而扩容，这与20世纪下半叶起理论逐渐疏离文学的历程相同步，而它终于在扩容中转向成为研究方式，则又与理论在疏离文学的基础上逐渐回归文学性的进程相同步，这条发展轨迹在现代语言论转向的学理背景下有连贯理路。索绪尔发现，语言因能指与所指呈任意关系而不具实质性，仅为符号，故而意义不取决于实物对象，而取决于能指及其在言语链中的排列组合，后者灵活配置着意义的可能性。罗曼·雅各布逊据此进一步揭示出，传统观念中那种分类学意义上固定现成的文学概念并不可靠，因为文学性只是语言的一种用法，一种将关注点不引向自身之外的世界、而引向自身构造之凸显的特殊用法。作为文学性典型表现的叙事，由此便合法地出现在了远不限于文学的其他各种领域中，语言的非实质性使之统摄起社会学、政治学与人类学等不同的学科领域，令这些被乔纳森·卡勒命名为“理论”的领域都产生出了语言灵活配置下的叙事现象，由此叙事分析在文化研究中不仅未被弱化，反而得到强化，在打破语言及物性这个根本前提下，最终使理论本身也成为叙事，如福柯使用监狱与精神病意象等来讨论规训与惩罚，不关注对自身之外的领域的言说而关注自身话语构造的景象及效果，大量使用隐喻等文学性手法，虽一度疏离于作为类型的文学，却最终回归作为语言用法之一的文学性，成为叙事化的研究方式。这顺应着现代思想从实体性趋向建构性的发展，从叙事转向角度来观察它是很有趣的。 美学既然属于人文学术，自然也基于上述契机而可以践行叙事转向，让自己也由被研究的对象逐渐转向叙事的方式。但本文标题不取“美学与叙事转向”而用“美学的叙事转向”，是因为较之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与法学等相邻学科，叙事转向是美学在某种意义上与生俱来的题中之意，或者说优势。那么美学的叙事转向有何独特优势呢？我认为答案就在它的感性学性质中。这种原初的学科性质使它从根本上可还原于人的生存，作为一门鲜明的人生之学而拥有自身得天独厚的叙事优势，并由此推进着今天的自己。 二、叙事即人生：美学的还原 审美意识伴随人类历史而萌生得很早，作为独立学科的美学却是一个现代性议题。现代性内部包含着启蒙与反思的张力。如果说，德国人鲍姆嘉通创立美学学科时虽定义其为感性认识的科学，却受莱布尼茨影响而强调感性认识需以理性认识为前提，以至于近代美学整体上更多担当着启蒙现代性使命，那么基于尼采之后的非理性转向视野，现当代美学开始倾向于把审美看成反思现代性的鲜明力量，还原到感性学的原初内涵上来反思人的生存状态，逐渐引导我们敞开人生的真相。 人生的终极问题是生死。面对必然到来的死亡，古今中外无数种具体态度可以归结为三种：乐观的、悲观的、兼乐观与悲观的。乐观态度有两种。一部分乐观者，如伊壁鸠鲁与杨朱，以为人生是享乐，今人钱谷融教授“我们就是打发时间是吧，我一生就是玩，从来没有做学问”的幽默自况也氤氲出类似的慵悃智慧①。另一部分乐观者则以为人生是奋进，例如中西进步论者每每埋头努力冲决，却并不思营营役役的奋斗究竟是否有积极意义，以致执念于某种不可违的信念而滑向“在破坏性的与野蛮行为时使用海德格尔”之类想当然向死而生②、可能遭利用的冒进与盲动豪情。悲观态度反之，以为人生是受苦。叔本华感到生命意志屡屡碰壁，我国古人也偶有“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③的类似感慨。既悲观又乐观、介于上述两者间的第三种态度则以为人生是珍惜与投入。存在主义将人生在世的本真存在描述为“烦”，认为人在理解世界之初已处于先见笼罩中，先见保证着人与世界不再割裂，而是相融合为因缘整体或解释的循环，与后见相照面，两者必然不一致，从而带出视界交融的需求，产生“烦”，视界交融的平等性使人一俟与后见不合时，第一反应不是指认已然的对象错了，而是承认自我先见需加以调整与改进，使之更好，这便在时间维度上朝向未来即可能性而筹划，在此意义上“烦”意味着基于平常心的投入与珍惜。此种本体性的“烦”遂与佛家侧重静观的“烦”相区分，与前一悲观态度产生了本质差别。三种态度中哪种切近人生的真相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