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1)11-0121-08 在今天这个被伊格尔顿称为“理论之后”的年代，文艺理论何为？中国文艺理论从业者们还能继续心平气和或理直气壮地做文艺理论吗？①也就是说，“理论之后”还有中国文艺理论吗？如没有“理论”或“中国文艺理论”了，又该怎么面对和处理中国文艺问题呢？如果还可以有文艺理论，那又该是怎样的文艺理论呢？这样的问题并非空穴来风，这不仅是面对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的宣告之时，而且尤其是当看到国内有学者索性高高竖立“后理论时代”这面足以吓人的大旗之时。 一、“理论之后”还能有理论吗 伊格尔顿是在《理论之后》(After Theory，2003)一书中提出“理论之后”的判断的。他对曾经风光无限的“文化理论”作了如下概括：“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消失。雅克·拉康、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巴特和福柯的开创性著作远离我们有了几十年。R.威廉斯、L.依利格瑞、皮埃尔·布迪厄、朱丽娅·克莉斯蒂娃、雅克·德里达、H.西克苏、F.杰姆逊和E.赛义德早期的开创性著作也成明日黄花。”②按他的看法，近十多年来，随着上述杰出人物先后离去或年迈，“文化理论”必然呈日薄西山之势：一方面，“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类似的种种主义已经风光不再”，当代“文化理论”领域再没出现什么震撼人心的新著；另一方面，“新的一代未能拿出可与前辈们比肩的观点。老一代早已证明要追随他们并非易事。毫无疑问，新世纪终将会诞生出自己的一批精神领袖。然而眼下，我们还在利用历史，而且还处在自福柯和拉康坐到打字机前以来发生了剧变的世界”③。连不可一世的“文化理论”也变得后继乏人时，任何理论的衰败和软弱无能似乎就变得毋庸置疑了。 一看书名“理论之后”及上述分析，似乎可得出伊格尔顿宣布“理论的终结”这一印象。国内一些热心“接轨”的学者甚至据此迅疾发出“后理论时代”来了的惊世之论④。但实际上，伊格尔顿通过“理论之后”这一新命题，与其说是要证明文化理论的终结乃至全部理论的没落，不如说只是要证明“正统的文化理论”的衰败，也就是直陈在“正统的文化理论”衰败后文化理论该怎么办的问题。“正统的文化理论没有致力于解决那些足够敏锐的问题，以适应我们政治局势的要求”；他进而表白，自己写此书的目的正在于“努力阐述其原因并提出补救的措施”。⑤可以说，他要“后”掉的只是“正统的文化理论”而非全部“文化理论”更非全部“理论”；取而代之，他要建立一种富于批判或反思活力的文化理论：“我们永远不能在‘理论之后’，也就是说没有理论，就没有反省的人生。随着形势的改观，我们只会用尽特定类型的思维方式。”⑥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后理论时代”的意思，那完全是一些中国论者别出心裁的个人发挥，所以，“后理论时代”这顶大帽子的命名权是断不能挪到伊格尔顿先生头上的。 针对伊格尔顿的分析，戴维·洛奇(David Lodge)在书评中也没有作“后理论时代”之类纵情发挥，而是平实地加以分析：“理论的一些成就是真实的，并成为了固定的知识，或者是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伊格尔顿认为，我们不可能再回到理论前那种认为语言是透明的，或阐释的思想是中立的那种天真无邪的认识状态中。他的这一看法是正确的。文艺对生活的处理是使其关注的目标陌生化，并让我们重新审视它，欣赏它。作为一种批判性阅读的方法，理论最多是在第二次移动中做了文艺对生活所做的事情。但是像所有时尚一样，理论新奇和充满活力的生命必然是有限的，现在我们正生活在理论衰落的过程中，还没有任何明显的迹象表明什么能取而代之。简而言之，理论曾让许多人激动不已，现在它越来越令人感到乏味，因为它已变成可以预测的东西。《理论之后》吸引人的地方恰恰是该书关注的问题与书名所涉及的主题背道而驰，这也许正说明现在伊格尔顿对理论也感到厌倦了。”但同时他又不无矛盾地指出：“《理论之后》不仅是一部令人气恼的著作，而且是一部雄心勃勃和令人深思的著作。”他同时看到了伊格尔顿在书里表露的两面性：一方面向人展示了理论的衰败命运，另一方面本身又洋溢着理论家的勃勃雄心。 洛奇的真正批评点在于，伊格尔顿自己犯有过高估价理论的重要性及其在学术圈外的影响力这一过错：“该书过高地估计了理论的重要性及其在学术界之外的影响，同时并没有对其内部的历史作适当的分析。毕竟理论几乎完全是在专业和知识兴趣的驱动下进行的学术研究活动。在大学就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时期，理论提供了一系列给人印象深刻的元语言，一旦掌握这些元语言，人文学科的学界人士便可以出名和表现他们的优势。但是对于该领域之外的人，解释这种充满行话的话语所付出的令人痛苦的代价远远胜过可能从中获得的启示，因此他们不再阅读理论，非专业的出版物也不再评论理论，这对学术界和一般文化界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⑦洛奇尝试用学术圈或专业领域之外的冷眼去观照种种文化理论的社会影响力，看到了它们的脱离公众和孤芳自赏，反过来又对伊格尔顿有关理论力量的高估提出了批评。 尽管伊格尔顿与洛奇之间在诸如怎样估价理论的力量等问题上还存在分歧，但他们两人的论述里都没表露出所谓文艺理论已进入“后理论时代”的意思。看来他们并不想弄点词语来耸人听闻，而只是沉浸在西方“正统的文化理论”走向衰败后的危机中。不过，问题还是提出来了：即便不承认“后理论时代”的到来而只认可“理论之后”已成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环境时，文艺理论该怎么做？也就是说，“理论之后”还能做文艺理论吗？我想，如今坦率地承认“理论之后”的起码的好处之一，是我们可以赢得两方面主动：一面更加冷峻地面对既往文艺理论的丰厚遗产，一面更加苛刻地要求自己在新的文艺理论思考中尽力去除过度自信和过度自负。这样一来，有关“理论之后”的讨论的启示就在于，任何一种理论都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必妄自菲薄，而需要正视实际的文艺问题并加以应有的辨析。中国当前文艺理论也似乎不可能逃离这一逻辑。也可以说，“理论之后”的理论已经从“大理论”转变为“小理论”，即从“宏大叙事”转变为“小叙事”。我们与其或继续沉浸于“大理论”幻象的自我陶醉中难以自拔，或因盲信所谓“后理论时代”而丧失起码的理论自信，不如扎扎实实地去建构那些虽不起眼但务实的“小理论”。所谓“小理论”，是同以往那种志在容纳万有、恒定不变、独断自负的宏大理论模型相比较而言的，是指那些对具体文艺现象的个别性与普遍性相互缠绕方面加以具体分析的形态。这样的“小理论”虽不再有“大理论”那种自恋幻象，但毕竟还是志在从事文艺现象的普遍性分析，力求从具体的个别中寻求有限度的概括和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