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11)05-0076-05 一、宏大话语中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文艺的政治向度显现于文艺中的政治意识及其价值导向，创作主体的自觉使文艺的政治向度在特殊时期发挥了难以匹敌的影响力，对此，我们党有着深刻体认。如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通过实地采访，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尤其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是其笔下最具光辉的人物形象。该书不仅在报告文学创作手法上成为同类作品的典范，在人物刻画、环境描写以及叙事角度几近出神入化；还在政治上获得极大成功，成千上万青年正是读了《西行漫记》，纷纷走上革命道路。《西行漫记》所发挥的作用是世界性的、历史性的、权威性的，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合法性的文学书写。 文艺的政治向度是文艺发展中的事实存在，是文艺发挥社会作用和担当使命的功能所在。文艺有审美、娱乐功能，还有教化民众、建构公共空间等社会功能，就后一层面而言，在革命时期文艺被视为匕首、号角和动员民众的武器，在和平时期文艺被视为提升素质、塑造“新人”、培养认同感的手段，社会功能的实现离不开文艺的审美功能，这是文艺之为文艺的本性。因此，如何领导文艺成为新政权建设中的重要方面，措施之一就是对作家的“思想改造”。创作主体思想意识的改变，自然影响到文艺作品中的政治向度。葛兰西认为，文学总是表达着某种政治倾向，通过情感和伦理观念的表达，使欣赏者感受作者特定的政治态度。在他看来，新型作家不能人为地造就，他们的产生必须走与人民相结合的道路。一方面，新文学的诞生，不能不与历史的、政治的、人民的前提有关；一方面，对作家来说，也需要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跟人民的情感融为一体”，成为“人民的组成部分”和“它的代言人”，“至关重要的是，新文学需要把自己的根子扎在实实在在的人民文化的沃土中。”[1]只有两方面的结合才能产生新型作家，这是建立“民族—人民的文学”的根本途径。而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看来，对作家的思想改造要提升到国家层面。因此，新文学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当代文学被寄予厚望，体现着浓厚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设计”色彩，文学发展要有国家意志，并期望诞生属于新世界的文学巨人和经典作品。正是出于对新中国发展的理想“设计”，文学被赋予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想象的使命。对文学中“新人”的塑造和期盼是革命领袖对中国未来的“设计”之一，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就是这种“设计”的具体文学实践。新中国的社会性质亟须“新人”出场，暗含着新时代必须有“新人”诞生，只是其后这种思想被推向极端化甚至扭曲，出现了“高大全”等英雄形象。所谓“新人”不单指外在面貌和举止的“新”，更重要的是塑造了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心性人格。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从政治战略的高度，毛泽东十分重视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多次过问文学艺术领域发生的事件，甚至不惜亲自动手修改讨论文学问题的《人民日报》社论，为受压抑的青年作家打抱不平。但即便如此，他依然觉得文学、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建设不像抓政治、军事、经济领域的问题那样得心应手。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在有关文艺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反复强调文学艺术领域的思想改造和思想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文学艺术领域运动不断，便是这种思想逻辑的具体体现。小到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大到《海瑞罢官》的批判。这种循环往复的思想政治运动，让很多文化人始终感受到有一种压力的存在。”[2]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几次大批判，标志着在政治、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完成，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转变正同步进行，通过对非无产阶级、非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和思想主张的清理，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价值观。但在改造中难免会带来某种压抑和现实功利化，使原本处于开放领域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因强力的介入而陷入僵化封闭，其结果有可能使马克思主义从一种文化理想与社会理想转变为某一时期的强制性意识形态后，出现对人文价值观念的垄断，而日趋走向狭隘和封闭，从而丧失理想性和开放性。在矛盾冲突中，革命者往往遗忘了“比天平更高一级的还有七弦琴”(雨果语)；在革命进程中，人文意义必然转化为现实涵义，这或许是历史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这种政治思想史留下的遗产，对思考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不无启发。 可以说，无论是热衷还是远离政治，政治对文学的“关心”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自进入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文艺作为现代国家力量的体现之一，就被自觉地纳入现代国家的目标建设中，被置于社会管理体系中，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愈发紧密。现代意识形态的这种运作方式，使作家难以超然置身于组织系统之外。社会组织与个性自由之间的矛盾、冲突，形成了20世纪中国现当代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和文学现象。唯有关注和把握此种矛盾、冲突关系，才能真正领会20世纪中后期存在于中国社会与文学、文化之间的关系。面对文学创作的困境和政策调整带来的不适状态，是适从于政治，还是听命于艺术创作的律令，对很多文学家而言左右为难。高度国家化的运作，对政治军事和经济建设可能行之有效，但文化尤其是文艺创作未必可行。当强势的国家意识超出个人心理承受和情感领悟时，社会空间的萎缩会导致文艺创作自由状态的消失，文艺就像一张最具情感表现力的社会脸谱，一旦自由个性有所抒发，其表情就十分生动活泼，一旦社会力量对其有所压抑，其表情就自动收缩变得僵硬。文艺表情的活泼与僵硬影响着文化领导权的建构，显现出文化领导权的特殊性，只有在形成文艺高地并把握发展方向时，领导权才是显性存在的、稳固的，否则文化领导权就会自动萎缩或者“旁落”。一旦把文艺创作纳入整个社会一体化的集中性结构中，文艺创作就难以摆脱结构性的社会困境，自由与压抑之间的张力很难保持适度平衡，就难以有好作品生成。文艺创作离不开政治向度，但政治向度的表现要“适度”，过近则容易对文艺的艺术性造成戕害，过远则难以发挥文艺的社会功能。 从现实性上看，任何革命都不可能一步到位，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社会问题。文化建设和文学发展更是如此，那种“通过一揽子计划更换人间的思想”，被历史证明带来的是人间悲剧，这既对党的事业造成危害，也是对文艺的伤害，其极端化实践背离了文艺发展的常态和规律，过多的社会重负和单向度的政治评价使文艺在非常态中逐渐被窒息、僵化，最终带来了“八亿人看八部样板戏”的文化沙漠，文艺政治化的极端形成文革期间的文化荒漠化，只有拨乱反正给文艺创作以自由，才能把文艺从被过度压抑中解放出来，这是历史的教训。 二、文化研究视野中的微观政治诉求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意识形态不断做着自我调适，在各种思潮的相互激荡下，一体化的权力结构开始松动，其结果，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不是清晰了，而是变得空前复杂和微妙。在后现代思潮的解构和后殖民主义的文化侵蚀下，以及因社会主流价值的调适在“破”中缺乏“立”，于是，在社会文化思潮中弥漫着精神沙化、信仰虚无的情绪，甚至还掺杂着西方势力的分化图谋。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重建成为一个历史性难题——在思想文化层面，既对文化传统缺乏深刻解读，也对马克思主义的领悟缺少原创性和接着说的能力，又对西方现当代文化缺乏真正理解，自然就缺乏可持续思想资源的有效支持，结果在意识形态自我调适时出现了非意识形态化倾向，在社会层面过于注重功利化和技术性的应对机制而缺乏思想文化领域的高瞻远瞩，和忽视本源性的“问道”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