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320(2005)01-0055-03 文艺思潮作为连接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的中介是最活跃的部分。文艺思潮包括文艺创作思潮、文艺批评思潮和各种文艺理论思潮。从思潮角度，研究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是可行的和有效的。 研究中国文艺和中国文艺理论的当代性，首先要研究中国文艺思潮的当代性。当代中国的社会历史结构是多元的，有前现代的因素、现代的因素，也有后现代的因素。界定中国文艺和中国文艺思潮的当代性或现代性，首先要确认当代中国的国情定位。中国的国情定位，从总体和全局上来说，不可能是前现代的，更不能说是已经到了后现代，甚至还不能说已经实现了现代，实际上，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我们国家的国情定位应当确认为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与生成。我们开始摆脱了前现代的宗法制的自然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以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作为全党全民奋斗的宏伟目标，现代化的事业还没有完成，到达后现代和后工业社会还要走很长的路，还是十分遥远的事情。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关涉历史的一切问题，都要放到所属的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加以考察，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界定文论的现代性或当代性，也应当将其放到所属的一定的历史范围内、框架里、阶段和过程中来加以研究，以免产生误读，从而造成时代反差和历史错位。 据我个人的理解，当代中国影响比较大的文艺思潮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和新人本主义等。 尽管当代中国的发达地区存在着，甚至可以说日甚一日地滋生着、蔓延着后现代主义的因素，但只能部分地适合于当代中国的国情，广大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还处于前现代的贫穷落后状态；当代中国正从前现代走向现代。但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又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性存在着质的差异性。西方发达国家的审美现代性反对社会现代性，反对科技理性和启蒙理性，当代中国的社会现代性，最需要科技理性和启蒙理性，否则，必然会阻碍社会的进步，更不利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后现代主义有助于激活人们的思维方式，有利于消解那些我们应当消解的东西，但后现代主义不加区别地消解一切规律，明显违反“按规律办事”的原则，客观上影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抵制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 新历史主义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历史理念出发，夸大历史文本和书写文本以及阅读文本的所谓互文性和亲缘性，把历史变成可写和可读的文学文本，主观随意性地把历史改写和重塑成一些人所喜欢和能接受的样子，这种新历史主义具有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可能帮助人们把被误读和误写的历史扶正和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真面目；另一方面又可能表现出玩弄历史、消费历史、篡改历史的非历史化的倾向。 新人本主义反对人的理性主义，主张人的非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是新人本主义的基础、核心和灵魂。这种非理性主义的社会文化思潮对打破僵化的、腐朽的、压抑人的精神枷锁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从非理性的领域释放和解放了人的思想、意志、情感和欲望。对人的个体化、主体化、内向化的潜意识研究取得了新的开掘和新的拓展，对全面地认识人的本质、结构和功能起到了填补空白的作用。应当允许并满足人们的正常的合理的欲望和生理需求，但一味地抵制人的正当的理性，往往导致人的本能和生理层面的需求的泛滥，可能造成极端的个人欲望主义的膨胀，从而消解了人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崇高精神，甚至诱使人们走向沉沦，陷入平庸化和鄙俗化、低级化和低能化。 中国当代文艺思潮有本土的，但大量地表现为外域的、西方的，尤其是欧美文艺思潮的。我们要特别重视对当代中国本土的文艺实践和审美经验的理论提升和学术总结，提炼出真正具有中国当代特色的文艺思想和文艺理念。同时要承接和吸纳西方文论本土化的成果，解决在西方文论本土化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 任何真理都是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具体性的，真理的普遍性寓于真理的具体性之中，又通过真理的具体性表现出来。任何学术活动都是求真，从研究对象中探索和寻找规律。这就要求研究主体具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对社会实践和文艺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做出新的理论阐释。为了达到求真、求新的目的，在西方文论本土化的过程中，应当特别强调“时”、“空”和“势”的概念。时间和空间是事物存在的方式，同时规定着事物所包含着的真理的边界和适用范围。注重时间因素，一方面要追求与时俱进，推动文艺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不同历史进程中、不同社会条件下和不同文化语境里的国家、民族、人群和地域的文艺理论的历时性差异。注重空间因素，要适当强调不同地域和不同社会环境里的文艺理论的共时性差异。同时还要正视不同的文艺理论是“强势”还是“弱势”这种存在和发展状态上的差异。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尽管现当代西方文论是一种强势文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强势文论都必然是先进文论，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强势文论都一定具有可供选择的合理性和真理性。如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的西方现当代的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实际上只能部分地有限地适用于华夏大地上的发达地区，从整体和全局上说，不适合尚处于发展中的当代中国的国情、人情和文情，与我国的历史发展阶段和历史发展进程存在着明显的历史错位。因此，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和套用西方现当代的、呈现出强势状态的文论。任何异地和外域的文论，都要经过有选择的本土化的变通和内化的过程。应当牢记“南方为橘”、“北方为枳”的古训，防止和克服各种洋教条主义所造成的迷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