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运动的主导性文艺思潮，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并自觉追求世界文学一体化趋势的必然结果。百年之中，现实主义运动以其强大的社会冲击力，推动着中国文学走出了古典主义的封闭时代，再度营造了它的繁荣与辉煌，其历史功绩是不容否定的。然而，我们也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由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所局限，20世纪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运动，在其走向世界文学一体化的过程中，又明显表现出对西方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陌生感和游离感。它没有自己的哲学基础和理论体系，在全盘借鉴西方时又因认识力与理解力的严重滞后，最终导致了西方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中国化改造；它在一定程度上获取了现实主义的批判功能，但却缺乏工业化社会的现实环境和表现对象，故它的批判功能指向，也只能是反封建反传统而不是工业文明的本身；它也推崇人的主体意识和自由意识，呼唤个性解放与民主权利，但却始终无法彻底突破传统的集体理性意识，处处又洋溢着对民族群体命运的强烈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讲，20世纪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运动，淡化其自身的美学特征，而强化其社会功利主义的实用特性；淡化创作主体的个性意识，而强化创作主体的群体意识；从而使中西方现实主义文学运动之间，客观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体系的理论核心，是反映论、真实论以及功能论这三个基本命题。在五四时代，反映论以西方早期现实主义的镜子说、摹仿说、再现说为准则，强调文学对于现实生活的依赖关系，要求创作主体以纯客观的态度去反映被表现的对象。文学与现实生活的直接对话，自然要求作家以社会写实的心态去从事文学创作，所以“实写”等于“真文学”的观念，便构成了新文学真实论的理论基础。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作家对于反映论与真实论的认识与阐述是比较单纯化的，其主观目的还在于文学有用于社会实践，具有文化启蒙和思想革命的实际效用。在这一方面，它已经表现出了与西方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差异（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只主张客观反映生活，而不主张主观介入现实）。后起的革命现实主义，虽然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产物，但同时也是对五四现实主义的合理延伸与自然进化；沟通两者之间联系的，恰好是传统文化的集体理性精神和五四现实主义理论的社会实践品性。革命现实主义全面继承和发展了五四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内涵，并根据时代斗争的客观需要，对反映论、真实论和功能论重新作出界说。在革命现实主义理论体系中，文学已不再被理解为宽泛的社会生活的反映，而是被明确限定为“阶级实践”的反映。理由很简单，现实社会是以阶级群体来划分的，那么不同阶级作家笔下所描绘的社会生活，也必然会带有鲜明的阶级色彩。关于真实论，则在客观写实论的基础上被升华到了典型论的理论高度，追求神似而非形似，摆脱生活给定的“现实”而去展示未来可能的“真实”，逐渐成为一种文学时尚。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介入，从而也使功能论具有了新的内涵：从社会启蒙转向了阶级启蒙，从指导改良人生转向了鼓舞激励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最终使文学远离其艺术的审美形态，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一直到新时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展开，反映论与功能论才真正还原为艺术的审美形态，典型论或真实论也被赋予了主体论的合理解释。然而，时代的飞速发展使现实主义理论失去了垄断的地位，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正在成为新的文坛热点，被青年一代学者和作家所认同与接纳。 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外在表现形态，是广泛的社会批判性。但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批判功能只是一种文化批判的功能，而不是现实批判的功能。文化批判功能的基本宗旨，是出自反封建反传统的启蒙主义要求，摧毁神权崇尚人性，这在西方文学发展史上，已由文艺复兴、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运动所完成。而现实批判功能的核心使命，则是对工业文明进程中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进行反省与批判。西方的现实主义作家，完全是以社会良心的身分，站在社会发展的对立面，并以冷静的理性思辨态度，对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给予彻底的否定。20世纪的中国，工业化革命的全面启动是从本世纪中期以后开始的，现实主义文学运动没有工业文明的时代背景，它的主要任务是文化启蒙。因此，五四时代提出的“科学”与“民主”口号，提出的“个性解放”与“人的文学”思想，基本都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东西。百年之中，“人权”与“民权”等人性的外在因素，一直贯穿着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运动，并决定着它指导理论的基本内涵和创作实践的价值取向。如鲁迅的小说创作，其主要的表现对象是那些落后的不觉悟的民众形象，通过对这些艺术形象自身人格缺陷的解剖批判，达到对传统文化历史积弊的反思批判，进而实现其“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文学主张。又如巴金，早年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以社会政治批判为主题进行创作（如《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等），试图直接切入与分解现实生活，但却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当他转向以家族（《激流三部曲》）和家庭（《寒夜》）为创作基点，全面反思封建传统文化对人性的扼杀时，才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这两位现实主义文学大师都是以现实生活为题材，以深远的历史背景文化批判为己任，以启蒙主义为宗旨而享誉中国文坛的；他们的作品充满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厚重感，而并不涉及对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批判。所以他们与西方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之间很难发生灵魂上的真正沟通。茅盾与“左联”作家群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化批判功能向现实批判功能的转换，并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给予了深刻的揭露与无情的批判，但他们却是站在政治意识形态的立场，而不是站在独立人格的立场发难的。他们虽然从主观意念上要批判否定现实存在的政治制度，但客观目的则是要建立一种新型和理想的现代文明（茅盾的《子夜》，便完美地体现着这种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这一切都与西方现实主义运动对现代文明所持有的怀疑和忧虑态度，与西方现实主义作家冷静与独立的人格，与西方现实主义作品拒绝理想主义的亮色相去甚远。随着后来我们对前苏联文学理论体系的全面接纳与认同，并对现实主义的内涵作了全新意义的解释，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运动也由启蒙主义发展到了理想主义。批判功能被歌颂功能所取代，文化反思也被文化弘扬所消解，曾经以启蒙主义为标志的现实主义文学运动，也因其强劲的个性意识而备受非议和磨难。新时期以后，现实主义的批判功能才渐渐得以恢复，并伴随着新的作家群体的崛起，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才真正获得了它尽管姗姗来迟，却是本应具有的深刻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