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20)01-0066-08 中国古代对文十分重视，其主流思想是将文作为表现、传播道的载体。《文心雕龙》开篇便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此盖道之文也……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1]虽然这里的“文”并不限于今天所说的文学，但它明确将文与道紧密联系，并以人为中枢，经由人心的吸收、创造，通过文贯通天地与道。文的重要性得以充分彰显，此即“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2]。将文与道相联系可以说是贯穿数千年中国古代文论史的一个基本思想。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此之外，还有另一种观点，即“著文自娱”。陶渊明首先明确提出这一命题，《五柳先生传》说自己：“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3]较之于对文、道关系汗牛充栋的研究，学界似尚未对此予以充分的重视。然而它又确实是中国古代文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本文尝试对此加以初步的探讨。 一、以文为戏 “著文自娱”的思想源于孔子。在孔子看来，士人的主要人生方式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这是孔子对士的人生方式的基本规定，其中的“游于艺”与今天所说的文学艺术当然有很大区别，但随着历史的演变。“艺”逐渐将诗文纳入其中。法国汉学家幽兰(Yolaine Escande)说：“最早，先秦儒家所言的‘六艺’是指礼、乐、射、御、书、数。汉时儒生所遵从的‘六艺’，则是指‘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到了唐代士人所追求的‘艺’则成为‘诗、书、画、乐’或‘琴、棋、书、画’的文人休闲活动了。”[4]这里所说的唐代值得注意，因为随着科举制的实行，庶族士人在唐代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他们赖以跻身仕途的“文”成为“游”的主要内容，文艺也由此得以兴盛。①庶族士人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始于武则天对关陇集团的打压。中唐之后，由于安史之乱的冲击，门阀士人政治地位的下降与庶族士人的上升交错并行。北宋由于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庶族士人更是成为朝政的主宰力量，因此，学界有一种观点，将中唐至北宋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其基本考虑就是庶族士人作为政治、文化的主导因素。在一定意义上也许可以说，虽然从孔子等人那里就有“著文自娱”的思想，但真正将这一思想发扬光大的是中唐之后的庶族士人，本文的考察对象主要就是从中唐到北宋的士人，也就是学界常说的“新型士人”②。 “著文自娱”的第一个表现就是“以文为戏”。唐宪宗元和五年，韩愈写了一篇《毛颖传》，裴度读后十分不满，给韩愈的学生李翱写信指责：“昌黎韩愈……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不及者，当大为防焉尔。”[5]这就是“以文为戏”命题的出处。联系裴度的全文，可见其文学观是十分保守的，他所说的“以文立制”强调的是文章不仅要有一定的形式规则，而且应该有严肃的传道济世的功能，韩愈此文显然与此不符。然而，韩愈的游戏之笔并不限于一篇《毛颖传》，其它如《送穷文》《石鼎联句诗序》《南海神庙碑》《嘲鼾睡》《嘲鲁连子》《嘲少年》《戏题牡丹》《调张籍》等均可归为此类。如果说裴度的不满主要是出于政治家的立场，韩愈可以置之不理，好友张籍的指责则更多地出于同道者的立场，以复兴儒学自居的韩愈则必须要加以回应。张籍在给韩愈的第一封信中说：“自扬子云作《法言》，至今近千载，莫有言圣人之道者，言之者惟执事焉耳……比见执事，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此有以累于令德。”[6]一方面，张籍将韩愈视为恢复孔孟之道的不二人选，给予很高的期待；另一方面，又对韩愈的“以文为戏”提出严厉的批评。韩愈在回信中说：“此吾所以为戏耳，比之酒色，不有间乎？”[7]显然这样的回答是张籍不能满意的，于是再次去信指责韩愈。韩愈在第二封回信中说：“昔者夫子犹有所戏，《诗》不云乎：‘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记》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恶害于道哉？”[8]这是引用儒家经典为自己辩解。然而，无论如何，在时人看来，对于以排斥佛道、重振儒学的韩愈而言，其“以文为戏”的创作态度是不可取的，或者说，韩愈的这两种思想是矛盾的。 然而，如果从新型士人的身份来分析，这二者并不矛盾，反而是统一的。韩愈在文中已多次阐述：对于这些无门第可依、无恒产可守的庶族士人而言，只有紧密依附皇权才能实现政治理想，获得经济保障，而儒家思想所强调的纲常秩序就是忠君爱民的思想，所以，新型士人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儒学的推崇。然而，这只是他们人生的一部分，面对官场斗争、仕途坎坷，他们需要缓解内心的焦虑，“著文自娱”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如果说复兴儒学、忠君爱民是前者，则“著文自娱”就属于后者。韩愈对此有充分的自觉：一方面，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起天下之溺”(苏轼语)，在文与道两方面均有划时代的贡献；另一方面，他又毫不掩饰对游戏之笔的爱好，反复强调这一点。他在《送穷文》中自况其文：“不专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时施，只以自嬉。”[9]《病中赠张十八》：“文章自娱戏。”[10]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唐宋古文运动唐代的另一位代表，柳宗元对韩愈的“以文为戏”持肯定态度。不仅同样引用儒家经典论证韩愈“俳”的创作态度的合理性③，而且注意到了“以文为戏”对于调节士人心理的作用：“韩子之为也，亦将弛焉而不为虐欤!息焉游焉而有所纵欤!尽六艺之奇味以足其口欤!”[11]这就是说，一方面，官场斗争、宦海浮沉已经使韩愈精疲力竭，“从仕力难任”[12]的苦恼是每一个身处官场的士人普遍感受；另一方面，唐代是佛教与道教繁盛的时代，韩愈高举复兴儒学的大旗，力斥佛道，其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在此意义上，戏谑之文的功用就在于“弛焉”“息焉游焉而有所纵欤”，即放松身心，获得精神的超越与自由。韩愈“以文为戏”的创作开始于其最初的被贬阳山之后，也许可以说，正是在意识到儒家的直道不可行之后，韩愈开始以游戏之笔调节仕途的失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