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研究视角的重大转换 传统的文学研究的基点和核心是探讨文学和社会—历史的关系，形成一套相当完整的现实主义、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理论。 现代的文学研究的聚焦和主潮是开掘和拓展文学和人的关系，形成一套色彩斑斓的浪漫主义、意志主义、表现主义和泛表现主义的理论。 “文学是人学”作为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学术命题，最早是高尔基从民俗学或人类学的意义上首倡的。但关于研究人的学说和关于研究文学和人的关系的理论古已有之，同那些研究社会—历史的学说和研究文学和社会—历史的关系的理论一样久远，并大体上是互动互激、互补互渗、同步发展的。西方社会存在着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的悖立和对峙。科学主义思潮是侧重于研究社会—历史以及社会—历史同文学的关系的；人本主义思潮侧重于研究人以及人同文学的关系。但是20世纪以后，科学主义思潮的研究视角和学术方向发生了偏离正常轨道的重大变异：即表现为不再去叩问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而是用实证主义和思辨哲学的方法，或以各式各样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的观念去封闭历史、躲避历史、重塑历史，甚至主观随意性地篡改和伪造历史。自逻辑实证主义发轫后所导致的“语言学转向”，科学主义思潮作为研究对象的客体越来越明显地流露和表现出用语言世界取代社会—历史的意图和指向。这种变异提示我们：用科学主义思潮研究人和人文现象需要有新的比较准确的合理的解释和界定。因为，人和人文现象的规律只有相对论和概率论意义上的约定性，不可能要求，也不可能达到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精确性。否则，可能造成非人文化的弊端和迷误。 从马克思主义宏观的大视角来看，文学和文学研究的世界是一个涵盖面极大的广阔天地，表现为一个三向度的多维世界：即(1)文学同历史—社会的关系；(2)文学同人的关系；(3)文学自身的内部关系。从这种鸟瞰般地俯视全局的总体把握出发，可以引申出三种带有元系性质的大精神和大观点：这三种带有元系统性质的大精神是：(1)历史精神；(2)人文精神；(3)艺术精神。这三种带有元系统性质的大观点是：(1)历史观点；(2)人学观点；(3)美学观点。恩格斯首倡用“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来观察和评价艺术。根据我个人的理解，恩格斯所说的历史观点中是包括人学观点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所认定的历史不是非人的历史，而是人的历史，是人的有目的的自觉的活动的全方面和全过程。人是历史的主体、载体和受体。因此，从宏观辩证思维的大视野来审思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最高境界是要努力达到和体现：(1)三大关系：即文、史、人的完美融合；(2)三大精神：即艺术精神、历史精神、人文精神的完美融合；(3)三大观点：即美学观点、历史观点、人学观点的完美融合 。古今中外的几乎一切的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文艺思潮乃至文艺论争尽管纷繁驳杂，乱花迷眼，但无不可以归属为三大文艺理念：即“为艺术而艺术”、“为社会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如此而已，概莫能外，各式各样的文艺观念、文艺思潮、批评模式、创作倾向乃至文艺的风格和流派都是从上面所讲的文艺的大网络中推演、辐射和派生出来的。它们都通过这个大网络而存在，或者说，它们都在文艺的这个大网络中占有自身的位置和坐标点，都在相对论和概率论的意义上具有一定范围内的合理性。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大道理和小道理之间的关系问题。大道理是由小道理构成的，但大道理又是管小道理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是讲大道理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看上去好像是对“为艺术而艺术”、“为社会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这三大文艺理念和文艺网络的吸纳和重铸和辩证综合。它以尊重艺术的审美属性为题中应有之义，既主张“为社会而艺术”，也主张“为人生而艺术”，并把两者更好地结合起来。因此，我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宏观文艺学。这种看法比消解“为社会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单纯地追求“为艺术而艺术”；或脱离“为社会而艺术”，推崇“为人生而艺术”；或排斥“为人生而艺术”，不适度地夸大“为社会而艺术”都显得高出一筹。从这个意义上说，只强调某一方面的具有合理因素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相当于微观的战术学，而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由于包容性强、覆盖面大，可称为宏观的战略学。 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人学的框架体系 1.理论根据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引申出人的社会存在和思想存在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是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人的论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0页。）和关于“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注：《费尔巴哈论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页。）的论述，引申出人的本质的历史性、现实性和具体性的论点；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论述，如认为“人始终是主体”（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0页。）的论述和认为“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以及确定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的理论；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注：《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7页。）的论断，引申出人的主体性和人的客体性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关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4页。）的论述，引申出人的价值追求本性，可以生发出人的认知活动和人的价值活动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表现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的论述和关于人的生产是通过人的“对象性活动”（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页。），“按着美的规律来建造”（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7页。）的论述以及关于艺术是“生产的一种特殊的方式”（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1页。）和关于人的“艺术精神的”“掌握世界”的“专有方式”（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9页。）的观点，有助于加深理解审美创造活动的特殊性、自觉性和自由性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论和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诸如关于人的差别性包括人的阶级差别性的论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论述和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论述，可以引申出人的共同性和人的差别性、人的群体性和人的个体性的关系，如此等等。所有这些论述，都为我们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人学的框架体系提供了可靠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