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2；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981(2013)01-0106-05 庄子是一个充满了游戏精神的诗性主体。游戏一方面呈现自我的生命智慧和自由精神，另一方面隐含着审美体验和艺术创造的直觉冲动，再一方面游戏构成主体进行批判和嘲笑的精神工具。庄子的游戏精神包含着生命的本真快乐和文本的审美创造双重功能。从美学上看，《庄子》文本就是一个充满着审美游戏的艺术品。 一、游戏精神 西方的康德最早在“艺术”(Art)和“游戏”(Spiel)之间寻找到逻辑关联，在《判断力批判》中写道：“艺术也和手工艺区别着。前者唤做自由的，后者也能唤做雇佣的艺术。前者人看做好像只是游戏，这就是一种工作，它是对自身愉快的，能够合目的地成功。后者作为劳动，即作为对于自己是困苦而不愉快的，只是由于它的结果(例如工资)吸引着，因而能够是被逼迫负担的。”[1]149康德在艺术和劳动之间作出逻辑区分，并显露两者的差异：艺术是自由的无功利的愉快活动，它是主动的和积极的主体行为，同时又能符合无目的性的“目的”；劳动则属于被迫的困苦的活动，并且它附带着功利性的目的，因而以丧失人性的自由和完满为代价。由此，康德窥视到游戏活动和艺术活动的某些类似的特性：自由而愉快，敞开人的本性和符合非功利的“目的性”。其后，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由对近代社会的人性被压抑的担忧而转向一种文化批判，并进一步展开对于审美拯救和艺术拯救的思考。席勒用“游戏”概念为美的阐释带了崭新气象：美“就是游戏冲动的对象”。“只有游戏，才能使人达到完美并同时发展人的双重天性”。[2]88-89席勒是在宽广的文化人类学意义上寻找到艺术与游戏、人性与游戏的审美关系，并且包含着以“游戏”拯救社会和拯救人性的美学思想。他在宽泛的美学意义上使用“游戏”这一概念，已经超越了艺术的范畴。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对“游戏”概念做出新的理解：“存在着历史与游戏的紧张，也存在着在场与游戏的紧张。因为游戏乃是在场的断裂……游戏总是不在场与在场的游戏。”[3]523他从游戏与历史的联结、在场与不在场的关系，进一步揭示了“游戏”的内涵和外延。他还提出“游戏”的概念，作为偏离“中心”和对抗“中心”的一种精神工具和方法。“游戏是在场的断裂”，“游戏总是不在场与在场间的游戏”，它提供存在以无限的可能性，作为一种解构的潜能而被加以肯定，“游戏”被德里达赋予了解构、创造和审美的革命性功能。 然而，必须辨析的是，“游戏”不能和艺术完全地逻辑等同，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类似的性质，但毕竟呈现着本质的差异。即使席勒在宽泛的美学意义上使用“游戏”这个概念，也无法以“游戏”取代艺术的丰富内涵。与“游戏”单纯素朴的心理动机相比，艺术孕育着精神的无限可能性和丰富的人性本质，它显然是更为高级和玄妙的人类精神形式。从文化的潜能来说，艺术所包含的怀疑能力和否定精神也远远高于游戏，它隐含的对社会的批判势能也非游戏所能比拟，艺术将精神文化引导到新的境界，它所包容的生命智慧也超越游戏所能达到的界限。艺术将心理中诸种结构与能力汇聚于创造的空间，尤其是将想象力和直觉体验的能力收揽于审美殿堂之中，使其更具有开启灵性和激发天赋的功能。游戏在审美魅力上也明显逊色于艺术形式，它只能充当部分的审美替代品，而绝不可能禀赋艺术作品所具有的丰富玄妙的美。因为游戏活动毕竟和实际性质的活动密切关联，而不像艺术那样和世俗生活保持适度的距离，因此也不可能使游戏的参与者或观望者获得像从艺术欣赏之中所感受到的超越性的浪漫情怀和诗性精神。如果说游戏具有使心灵沉溺娱乐的功效，调动起人的动物性的本能和摹仿天性；那么，艺术则激起主体深处的超越肉体愉悦的审美感觉，使其摆脱原始的本能而升华到纯粹审美的境界，展开自由的想象和天才的创造悟性。 《庄子》的“游戏”和康德、席勒、德里达的“游戏”概念在美学意义上没有本质的区别，都寄寓着主体的自由意识，蕴藏着对现实的反抗、解构、颠覆、反讽和批判的内涵，同时还包含审美体验和艺术创造的潜能。所差异的是，庄子的“游戏”隐含着更多的幽默情怀和快乐趣味，更富于美感和自由的张力，因此，也更是一个富于美学和艺术内涵的概念。明代的李渔也认为艺术关键之处是在虚幻之处体现“游戏”趣味和倾诉主体情绪：“从来游戏神通，尽出文人之手。或寄情草木，或托兴昆虫，无口而使之言，无知识情欲而使之悲欢离合，总以极文情之变，而使我胸中磊块唾出殆尽而后已。”[4]李渔在《偶兴》一诗中吐露写作心迹：“常以欢喜心，幻为游戏笔。著书三十年，于世无损益。但愿世间人，齐登极乐国。纵使难久长，亦且娱朝夕。一刻离苦恼，吾责亦云塞。还期同心人，种萱勿种檗。”庄子的艺术观念包含着深刻的游戏精神，在他看来，艺术创造就是一种典型的游戏活动，它既是一种思维游戏和想象游戏，也是一种形式游戏和语言游戏。 二、解构和喜剧 从《庄子》文本看，内篇、外篇和杂篇，无不体现着游戏的美学精神。首先，是思维游戏。它设立矛盾法、归谬法、排中律、两难推理等形式逻辑的问题，也设置悖论、乖谬、荒诞、悬置、存疑等辩证逻辑的命题，其中交织怀疑论的观念。《逍遥游》以反衬对比的方式虚构了鲲鹏和蜩鸠，假定了无己的“至人”，无功的“神人”和无名的“圣人”，作为理想主义的审美偶像。以大树为喻体，围绕着“用”与“无用”，庄子和惠子展开论辩。庄子喜好以儒家墨家、圣人君子和历史人物为反讽对象，颠覆既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意识。庄子沉醉于“对话”文体，在对话中展开思想交锋，使问题逐步深入和豁然开朗，或者是对话中进行论辩，建立新颖的理论命题。庄子的想象游戏，闪耀着艺术的虚构色彩。逍遥的“鲲鹏”，梦幻中人与蝴蝶的精神沟通，梦幻中和髑髅的问答，罔两和景的讨论，河伯和海若的交谈等，几乎所有的寓言故事，都是想象性的游戏笔墨，或者说是以游戏方式的审美想象。所以，庄子的游戏离不开想象活动，没有想象也意味着庄子的游戏难以可能。说庄子的游戏是审美形式的游戏，主要是从喜剧性视角而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