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文学批评实践都不免要预设一个关于文学批评的基本观念（尽管并非总是意识到这一点），“批评为何？”以及“批评何为？”的问题恰恰是文学批评应该首先澄清的理论命题。对此缺乏反思而导致的后果是，文学批评自古以来都被想当然地看成文学事业从属的、次要的附加部分，寄生于作品分析，而不具有自己的独立价值；同时还设定，文学批评阐发的是关于作品的“客观知识”，是一些不受质询的、具有普遍性的一般言说。20世纪后半叶以降，文学事业的发展基本打消了这种观念。文学的聚光灯从此不再专注于文学作品而是追逐着各种竞相登场并占据前台的理论批评学说，读者及读者的阅读批评成了文学活动的真正主角，这造成了阅读统驭创作、批评理论代替作品分析的文艺现实。不但文学批评多于文学作品创作的情况时有发生，而且关于某种批评的批评多于该批评自身的批评实践的情况也并不鲜见。人们意识到，理论批评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批评家才是“知识的开拓者和文化传统的铸造者”，“批评可以讲话，而所有的艺术都是沉默的”（注：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3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理论”是不可回避的，即使那些拒斥理论的人，“不过是处在较为陈旧的理论的掌握之中”（注：Terry Eagleton,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Preface,Basil Blackwell,1985.），“其实也在采用某一种理论”（注：佛克马、易布思：《二十世纪文学理论》，3页，三联书店，1988。）。这使得文学批评者再也不能以作品分析为由而拒绝理论批评及对理论批评自身的反思，而必须对自己在批评中的理论立场和所充当的角色进行反省；即使是从事单纯的作品分析的实证批评，也必须对其批评的功能做出重新阐释。 这正是当代“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的一般特点。人们通常所说的批评注重的是文本的具体特征和价值，虽也涉及对文本的哲学思考和对批评本身的某些反思，但这种反思仍然不会脱离文本价值的整体观念（包括文学文本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而进行。而批评理论“关注的是批评的形成过程和运作方式，批评本身的特征和价值。由于批评可以涉及到多种学科和多种文本，所以批评理论不限于文学，而是一个新的跨学科的领域。”（注：詹姆逊：《文化转向》“总序”，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按照卡勒的总结，这种当代理论也是“分析的话语”，是“对常识的批评”，“具有反思性，是关于思维的思维”。（注：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16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这种批评大致相当于托多罗夫所说的“对话批评”，它“不是谈论作品而是面对作品谈，或者说，与作品一起谈，它拒绝排除两个对立声音中的任何一个。”（注：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175-176页，三联书店，1988。）这种批评在面对作品时，不是亦步亦趋地随着作品节拍“跳舞”并因而“沉醉”于作品之中，而是调整阅读步调，改“快板”(allegro)为“慢板”(lento)，变“随舞”为“慢步”，走走停停、左顾右盼、怀疑质询，防止作品将任何现成的东西塞给我们，关注作品以何种方式开启了一个世界而非作品已然开启的世界。（注：J.Hillis Miller,On Literature,p.122,Routledge,2002.）这种批评阅读不是单向涉入对象，而是突然“反身自问”——批评的历史性依据是什么？批评在何种立场上言说？批评与它处身其中的文化机制是一种什么关系？ 批评理论的兴起，是后工业社会知识分子将对社会文化的批判审视态度扩展到“批评”自身而出现的现象；也是人们对“历史性”的思考进一步深化而意识到批评自身的“历史性”并对之进行盘诘的结果。换言之，批评理论追求对所有研究对象的“历史化”，而在历史化的两条不同路线——客体的路线和主体的路线，事物本身的历史根源和我们试图借以理解那些事物的概念和范畴的更加难以捉摸的历史性——中，它选择后者。它强调“我们对过去的阅读主要取决于有时所称的消费社会的结构”，即“形象或景象社会”。（注：詹姆逊：《政治无意识》，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因而它关注的焦点已不是作品的一般审美特点和形式构成，而是批评如何参与社会历史进程、如何在这个进程中发挥作用的问题。新历史主义历史诗学的批评观，即出现在这种批评理论背景上。当然，新历史主义批评也还关注作为批评对象的文本，但它在文本批评中总是对批评自身进行反思，即在批评中渗透了对批评自身的“自我意识”——“我们揭露、批判和树立对立面时所使用的方法往往都是采用对方的手段，因此有可能沦陷为自己所揭露的实践的牺牲品。”“我们批判和分析文化时所使用的方法和语言分享和参与该文化机制的运转。”（注：Aram Veeser,ed.,New Historicism,p.10,New York:Routledge,1989.） 新历史主义有关批评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的观点，集中体现在蒙特洛斯所使用的“批评工程”(critical project)概念上。“工程”一词使人想到社会建设中的铺路搭桥、修屋筑居，或是战场上的堡垒、战壕或掩体等攻防设施。这一概念与他们通常使用的“文本工程”(the project of text)和“意识形态工程”(the project of ideology)等概念是相通的，它们共同强调，批评不仅仅是表达个人兴趣爱好的一般言说，而且是实际的综合而复杂的社会文化工程。批评既是主流意识形态“巩固”自身权威的事业，也是被统治阶层和受压抑群体“颠覆”这种权威的事业；或者说，它是这些阶级之间“包容”与“反包容”的意识形态战场。（注：王一川：《后结构历史主义诗学》，《外国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批评是支配性意识形态的“表征”，它虽被竭力掩饰、“自然化”和“中性化”，但其意识形态性仍然从它所删除、排抑和凸显的东西上表露出来。批评也不只是对于文学文本单纯客观的形式分析，而是一项复杂浩大的社会文化工程。
